求爱于无生命者

在文集《悲伤与理智》的最后一篇《悼斯蒂芬·斯彭德》里，有一段布罗茨基回忆他在伦敦皇家咖啡店和斯彭德聚会的情景，他们开列“本世纪最伟大作家”的名单，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穆齐尔、福克纳、贝克特。“但这只到五十年代为止，如今还有这样的作家吗？”斯彭德问布罗茨基。“约翰·库切或许算一个。”他回答道，“一位南非作家。或许只有他有权在贝克特之后继续写小说。”

第二年，确切地说是1996年2月，《纽约书评》发表库切为《悲伤与理智》撰写的书评文章，此时布罗茨基刚刚猝然离世，而库切文章中并无流露，可以想见这篇长文并非为死者而作的急就章，而是对在世作家新著的反应。这篇文章先后有过两个中译（汪洪章与王敖），坊间很容易找到，可以说是《悲伤与理智》一书在中文世界迄今可以参考的最重要的评论。然而，这是一篇库切式的苛论，就像他试着在另一篇文章里用类似的苛刻方式评论艾略特一样。事实上，同样是流落异乡的作家，弥漫在库切文字中的身份焦虑感要远远大于艾略特和布罗茨基，在他的评论中，一种学究和小说家式的、企图给每个人做一个看似公允持平的身份界定的冲动，时常胜过了审美和爱欲的冲动。某种程度上，我猜测，布罗茨基可以理解小说家库切，但库切未必能够理解作为诗人和文论作者的布罗茨基。

诚然，库切在《布罗茨基的随笔》中有一些判断当属准确，比如他说《悲伤与理智》整体不如《小于一》那么强有力，有几篇凑篇幅的发言稿、致辞和攻击性的游记拿掉或许更好；比如他说布氏在某些公开演讲中的议论时常有大而无当和居高临下之嫌，在其喜爱的反讽方面则时常拿捏不好分寸，似乎“没有完全掌握反讽幽默中的细微之处，而那是外国人掌握英语的最后一个层面”。

和《小于一》一样，《悲伤与理智》是一部大块头文集，甚至体量可能还超过《小于一》，但目录页依旧是标志性的寥寥一面。这是我理想中一部文论集的样子，足够分量，却有着轻盈简洁的目录，它意味着作者的写作绝非泛滥无旨归，而是可以在他所心爱的窄域里走到超乎想象的远。而写作，如果不能走到比想象还远一点的地方，就收效甚微。那些为数不多的、由几十个小节缓缓构成的超长文章，阅读它们就宛如置身于一架巨大的飞行物中，在沿着跑道缓慢而持久的滑行中，你有时会忘记飞行这回事，会习惯那渐强的加速，甚至走神，分心想一些其他的事，等到某一刻你回过神来，已经身处蔚蓝无垠的天空。

若是从更为纯粹的角度，《悲伤与理智》确可拦腰拆成两本书，从《战利品》到《致总统书》是一本书，从《悲伤与理智》至《悼斯蒂芬·斯彭德》是另一本书，并且都不输于现有的诸多文论出版物。我会更喜爱后一本，它是更为精纯的诗论之作，由两篇对弗罗斯特和哈代的诗歌分析、两篇朝向古罗马作者的沉思、一篇里尔克长诗的细读、一篇已故诗人的悼文以及一篇谈论创造力的短文构成。我相信，其他的一些写作者，比如博尔赫斯，也会喜欢这种拆分。最近国内出版社照原著样式重新出版了博尔赫斯全集，从小说到随笔，都是一本本的小书，它们拥有蓝色晶体致幻物般无与伦比的密度。但我也同样相信，倘若布罗茨基重新再来编选，他会依然如故。这里面或许有他作为诗人不恰当的自信，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他对于诸如恢弘、辽阔、漫游之类气质的内在偏爱，类似于某种绝不愿意说出口的怀乡病。

抛开成书的因素，《悲伤与理智》里面的文章其实都需要一篇一篇地具体谈论而不是概而论之。从布罗茨基的每篇文章里拎出几个警句来咂摸一下是容易的，更为有益的方式却是进入其行文的肌理中，去体味那些即便在成名作家那里也可能具有的某种普遍性的写作陷阱和困境，以及那些布罗茨基特有的卓绝之处又是如何在无声无息当中抵达的。

《旅行之后，或曰献给脊椎》会是一个好例子，用以证明一个人不应该在焦躁易怒的状态下写作，即便是写作日记或日记一般的游记。这篇文章记录一次在国际笔会名义下的里约热内卢之旅，至少在布罗茨基的感受里它是糟糕乏味的。糟糕大概是遇见了几位来自他极为痛恨的体制下的腐化同行，乏味则更多来自对这个混乱且缺乏历史深度的现代城市的无感，更何况，他来到里约的第二天就在海滩被人偷去了钱包和手表。他描述了这次为期一周的国际文学会议的种种造作、轻浮和虚荣，本身颇具警示，尤其对于我们周围那些正忙于跻身国际主流的诗人作家以及怀着羡慕目光仰视他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但假如换成一位更为冷静的小说家比如毛姆或索尔·贝娄来描述，场面会更加可喜有趣也更富教益一些，而不是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一团沉积在脊椎中的怒气。在这篇游记中，布罗茨基违背了日后他反复重申的两个原则，第一，在使用每个贬义词时，先把它们用在自己身上以体味其分量；第二，“不去关注那些试图让我们生活不幸的人们”，首要的事情是忘记他们而非谈论他们，因为，相较于言语上的声讨和抗议姿态，有意识的忘却是一种更能够刺痛恶魔的能力。当然，我们也要记住这篇文章是整本书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篇，彼时布罗茨基才三十八岁，还很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