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文论

哈罗德·布鲁姆和《如何读，为什么读》

有一年，我在书店里看到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翻了翻由一堆名作家和作品构成的目录，就放下了。我有阅读西方文论的习惯，之前引进的几本布鲁姆著作也读过，《影响的焦虑》和《误读图示》建构了几近原创性的理论批评框架，《西方正典》则是一次恢弘华丽的实用批评展示。而眼前的这本小书呢，我很难想象在这么短的篇幅里能容纳对那么多作家作品的细致分析，面对这一类导读式的书籍，更深一层的矛盾也许始终在于，倘若这些作品我都读过，为什么还要另一个人来教我读书；倘若这些作品我没有读过，又为何要把时间浪费在类似二手烟一般的粗略的二手阅读上？

所以我把这本书放下，作为补偿，挑了一本同样刚出版的奥兹的文学随笔集《故事开始了》，至少，可以从中了解一下名小说家是怎么处理和认识最难写的开头吧，与其纠缠于如何读和为什么读，不如老老实实读点什么，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过了一段时间，意外有朋友送了我一本《如何读，为什么读》，抱着随便翻翻的心态，在上下班的地铁里打开这本书，才读了几页，就知道自己错了，随后几个月又反复重读过几次，诗经里有“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句子，大抵可以表达我阅读这本书时的感受。

蒙田曾写过一篇《论书籍》，在文章的开头他自陈：“我并不企图让人凭这些来认识事物，而是要认识我。”这句话也适用于布鲁姆的这本小书，它并非通往那几十位经典作家和作品的速读捷径，它要让人认识的，是一个一生浸淫于阅读中的人，如何被他热爱的经典所滋养、扩充，如何站在那已注入无数生命的时间之河中，和那些摆脱时间独裁的人一起分享同一种人之为人的卓越天性，终于有一天，他慢慢成为现在的样子。

写这本书的时候布鲁姆六十九岁，他说：“我快七十岁了，不想读坏东西如同不想过坏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时间更不允许他再写什么坏东西。布鲁姆年轻时写的东西倒也不坏，只是还太理论化。理论化的东西再好，审美批评的趣味再纯正，因为没有触及人自身，也还不能令写作者真正满足。老年布鲁姆则把一切理论框架学问体系都放下，直接面对生命最根本的问题，读书也好写作也好，他要满足的，首先是自己。这种从学者向着哲人的转变，每每让我想起钱穆。现在对钱穆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但几乎都集中在他早年那些博得大名的学术著作上，但对我而言，于钱穆之所以尚觉亲切，是因为读过他晚年的几本书，如《中国文学论丛》、《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我觉得他在失明之后，反倒碰触到了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这种根本性的东西，都是和人自身有关，所谓“通天人一内外”，最后都是在人身上完成。晚年钱穆的不足在于对西方认识肤浅，一味区别贬抑，如今布鲁姆的这本小书恰可作一中和，从而教人晓得中西思想在最深层次是可以相互印证交流的。

在前言里布鲁姆讲：“‘如何读’这个问题，永远指向读的动机和用途，因此我绝不会把本书的主题‘如何’和‘为什么’分开。”这句话相当重要，一个读书人最后能成为什么样子，就取决于他对“为什么读”这个问题的思考。对布鲁姆而言，每一个人都是慢慢形成的，一生绝对不够，但我们只能尽力而为，而阅读的最佳动机和最好用途，就是帮助我们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尽可能地形成自己。他引用塔尔封拉比的话，“你不一定非要完成工作，但你也不能随心所欲停止”，理查德·罗蒂正确地理解了布鲁姆的意思，他对此评论道：“这个工作指的是拓展自己。这需要时刻准备着被明天将要经历的事情推翻——接受这种可能性：你要读的下一本书，或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这是相当激动人心的工作，不断地改变自己，无穷尽地拓展自己，寻找自己，最终形成一个坚定且又丰富敞开的自己，这是尤利西斯从事的工作，是浮士德从事的工作，也是莎士比亚从事的工作，这是西方思想最深处的活力源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姆才对莎士比亚顶礼膜拜。

“诗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和更充分地跟自己讲话，以及无意中听到那讲话。莎士比亚是这种无意中听到的最雄伟的大师：他的男人和女人是我们的先驱。我们跟我们自己身上的另一性讲话，或跟也许是我们自己身上最好和最古老的东西讲话。我们是为了找到自己而读，这自己要比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可能希望找到的更充分也更奇异。”“只有深入、不间断的阅读才能充分地确立并增强自主的自我。除非你变成你自己，否则你又怎会有益于别人呢？”无论谈论的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在这本小书的每个角落，布鲁姆都一再回到那个“为什么读”的根本问题，一再回到自身，老婆心切，又不觉重复，因他不断地变调，不断地回荡，不断地令人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