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12/18页）

我喜欢，黑衣王子说。

多里戈刚要作答，一架敌机从远远的后方朝他们发动了又一轮俯冲扫射。回升到他们上空，飞机瞬时变成一股喷着的黑烟。从那儿落下一个黑点，开放成降落伞，很显然，飞行员逃脱了。风把飞行员扫向他们，公鸡麦克尼斯从三个塞浦路斯人其中一个的手中抢过三〇三式步枪，开始瞄准。多里戈·埃文斯把弹膛推到一边，对他说别他妈犯傻。

“澳洲小龙虾呢？”公鸡麦克尼斯吼道——嘴唇上蒙着一层砾石屑，两眼像发狂的白球。“那也是妈的犯傻？还有那小孩儿，也是妈的犯傻？”

他的脸看似英俊——但如杰克·彩虹指出的——细看像用边角料拼凑的。作为一个士兵，他出了名地没本事，因此，当他把三〇三式又举到肩上，再次瞄准，然后开火时，每个人都惊讶他居然射中了。跳伞的人像被突起的狂风吹到似的抽搐，然后猝然跌落。

那天晚些时候，他们终于吃了装在澳洲小龙虾布罗斯的热盒子里的粥，粥现在凉了，没人跟公鸡麦克尼斯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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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们继续——笑话，故事，没能活着回来的澳洲可怜虫，被征用作澳大利亚帝国部队康复中心的特珀里宫殿，抛便士的赌博和乔治五世和铁锚，啤酒和伙伴，住走廊那头房间的女工走过来加入赌博，想试试她们的运气，山村里跟叙利亚小伙子对垒的足球赛。接下来，在爪哇，在投降后，有几次分组出去捡柴火，看到穿湿纱笼的女人在采茶，她们换上干纱笼，替彼此摘除头发里的虱卵，那景象多美——“基督啊，”他们走过时，伽利波利·凡·凯斯勒说，“只看得见但摸不着，我把这叫惩罚。”

但对他们的惩罚才刚开始。六个月后，他们被卡车运到去暹罗修建新工程路上必经的海岸，一千人，整整三天，像沙丁鱼似的被塞在一艘敝旧船只黏糊糊的底舱，到了新加坡，又被命令向樟宜战俘营行进。那是一个怡人的地方——两层白色楼的营房：愉人耳目、通风良好；齐整的草坪；穿着整洁的澳军士兵：身体健康、精神昂扬；军官手持拐杖，高视阔步，袜子翻着红边；柔佛海峡尽收眼底，还有很多菜园。他们穿着各色澳军军服或荷兰军服，饿得皮包骨头，很多人没穿鞋子——多里戈的兵非常醒目。“爪哇垃圾”，樟宜的澳军战俘指挥官卡拉汉少将这样为他们命名，然而，无视多里戈的多次请求，卡拉汉拒绝供给他们衣服、靴子和食物。相反，因为多里戈·埃文斯在要求发放军需储藏时反抗的态度，卡拉汉试图把他从指挥官位置上赶下去，但没成功。

小瓦特·库尼找到大马哈鱼费伊，说他有一个逃亡计划——设法混入在新加坡码头做工的人群中，在那儿让人把他们钉进木条箱或类似的东西里，让人把他们装上船，这样他们就能回到悉尼。

“这个计划很好，瓦特，”大马哈鱼费伊说，“只是没法真干。”

他们和樟宜战俘营的顶尖球员踢了一场足球赛，以八分之差输给对方，但这不是在听羊头莫顿长达四十五分钟的讲话之前，他的开场白对他们来说将成为不朽——

“我只有一件事要对你们说，伙计们。第一件事是……”

两星期后，“爪哇垃圾”穿着来时的破烂离开，他们中有没被钉进木条箱的瓦特·库尼。正式命名为“埃文斯的J部队”，他们被带到火车站，被塞进狭小封闭、用来运米的铁制货箱，每个货箱装二十七个人，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在赤道的酷热中，他们穿过橡胶树和丛林的隧道，从这么多汗流浃背的兵和稍开着的滑门望出去，缠结的绿色无边无际辖制着他们，在视界中越来越小的是穿纱笼的马来人、印度人、作苦力的中国女人，全戴着鲜艳的布包头，在稻田里劳动，还有他们——在这些狭窄拥堵的炼炉黑暗中。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们对自己不了解。在身心里蛰伏的那么多东西，他们眼下正在去与之相会的途中。

在他们身下，铁道单调重复地擂击，他们随之晃动在同伴的胳膊和腿之间，湿漉漉的汗液让他们打滑。第三天，黄昏将近，眼前开始闪过稻田和糖棕树林，还有泰国女人，黝黑丰满，乌亮的头发，美好的微笑。他们必须轮换着坐，睡下的把腿蜷曲起来，放在旁边人的身上，包裹在浓得像烟似的恶臭里——呕吐物干了的气味，身体像油脂变质了的气味，拉屎和呕吐，他们挺着，涂满煤烟，垂头丧气，一千英里，五天没东西吃，六个站和三个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