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声（第5/7页）

早在19世纪40年代，对于巨兽灭绝的这两种解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莱尔是支持前一种解释的人，并认为冰川期带来了“巨大的气候改变”。[13]达尔文也习惯性地站在莱尔一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些勉强。他曾写道：“关于冰川期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问题，我总觉得没那么轻松。”[14]华莱士本人最初也倾向于气候的解释。“这一重大改变一定有着某种外力的原因。”他于1876年评论道，“这一原因存在于近期发生的称为‘冰川期’的重大自然变化之中。”[15]后来，他又改变了心意。“再次审视整个问题，”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生命的世界》中评论道，“我相信如此之多的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实际上是借由人类之手完成的。”[16]他说，这整件事情实在是“非常显而易见”。

自莱尔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忽左忽右，其影响已经扩展到了远远超越古生物学之外的领域。如果气候变化的确导致了巨兽的灭绝，那么这就给出了全球变暖确实值得我们担心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人类应当承担责任，那么物种入侵就更值得忧虑——实际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才是史前巨兽灭绝的罪魁祸首。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物种灭绝早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这还意味着，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个杀手，或者用更文艺的话说是个“过度杀戮者”。

有若干条证据更倾向于，或者应该说指证了，是人类导致了巨兽的灭绝。其中之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现在已经清楚，巨兽的灭绝并非像莱尔和华莱士所认为的那样是全部同时发生的，而是分不同批次发生的。第一波发生在约4万年前，澳大利亚的巨兽灭绝了。第二波于大约2.5万年前冲击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马达加斯加的巨大狐猴、倭河马和象鸟则一直存活到了中世纪时期。新西兰的恐鸟则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很难想象这样一系列事件全都是由单一的气候改变造成的。然而，这些冲击波的序列与人类迁移定居的序列几乎完全重合。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最先于大约5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此后很久他们才到达了美洲。又过了数万年，他们才到了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

亚利桑那大学的保罗·马丁发表了一篇在这个领域具有开创性影响力的论文，题目是《史前的过度杀戮》。他在文中写道：“当把灭绝的年表与人类迁移的年表进行严密的对比时，人类的到达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合理答案，可以来解释”巨兽的消失。[17]

沿着类似的脉络，贾雷德·戴蒙德曾经评论道：“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18]

除了时间点之外，也有强有力的实际证据暗示了问题出在人类身上。其中一些证据是以粪便的形式出现的。

巨型食草动物会产生巨大的粪便，任何一个曾经站在犀牛屁股后面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这些粪便为一种叫作小荚包腔菌（Sporormiella）的真菌提供了养料。小荚包腔菌的孢子非常微小，裸眼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在沉积物中包裹了数万年之后，仍旧能被鉴别出来。有很多的孢子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到处吃到处拉。有很少的孢子或没有孢子则意味着巨型食草动物的缺失。

几年前，一队研究人员分析了澳大利亚东北部林奇（Lynch）火山口的沉积岩心样本。他们发现5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惊人。后来，在4.1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突然就减少到了零。[19]紧接着这次锐减，整片地区都燃起了大火（证据就是沉积核中微小的炭颗粒）。在此之后，这个地区的植物发生了改变，从能在雨林找到的植物变成了更适应干旱的植物，比如金合欢。

如果是气候导致了巨兽的灭绝，植物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小荚包腔菌的减少之前：先是陆上的植物发生了改变，然后依赖于原有植物的动物才会消失。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这个团队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唯一能与这些数据匹配的解释就是“过度杀戮”。小荚包腔菌数量的下降发生在陆地植被改变之前，这是因为巨兽的死亡导致了植被的改变。当没有大型食草动物在森林里进食之后，可燃物质就会堆积起来，导致更频繁、更严重的火灾。这反过来推动了植物朝向耐火型物种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