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5/10页）

文化人之入川，主要是因为宦游。而宦游入蜀的文化人，没有几个是将官做得很得意的，倒是有一大堆失意的人。考虑到文人好夸张的毛病，我们只以两个可确知的宦游失意文人王勃和陆游来讨论这个问题。王勃早慧，17岁考中了幽素科，成为朝散郎，后从唐高宗第六子沛王李贤的王府修撰兼侍读，虽然只是文学侍臣，但作为皇子的随从人员，地位比较亲贵。王勃本可乘此青云直上，但公元669年，他20岁时却因一篇游戏文章惹出了祸事。唐代贵族子弟盛行斗鸡游戏，王勃因皇子们斗鸡写了一篇鸡檄文，给皇子们斗鸡助兴，以沛王鸡的名义声讨英王鸡。唐高宗得知后觉得王勃挑拨皇子之间的关系，盛怒之下，将其驱逐出沛王府。

王勃受了这种打击，没过多久，就带着无奈与委屈从长安入蜀，沿途用时一月，与王士性入蜀差不多。据考，王勃应率先至成都，因为当时卢照邻在任新都尉，因卢照邻的关系至梓州、九龙县、绵竹县等地拜访朋友。这次入蜀他留下了不少诗文，大抵占其诗文集《王子安集》的三分之一。其主调是委屈、愤懑、怀乡、隐逸等。其入蜀一年有余后，就以为别人募集银两的口吻写《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募捐活动实在是为了自己，因为文中所写情况正与他的处境相合，文中说“下官薄游绵载，飘寓淹时”，其在成都为着经济的援助。入蜀两年后，王勃又写了一篇《为人与蜀城父老书》，文中说：“仆一违秦陇，再革炎凉，戒征轴而无因，指归途而有倦”，表明了久客思归的情绪，但无财力北还。都说明他在四川游宦生活是过得不好的。

王勃来蜀两年后，一次酬和邵令远和卢照邻的诗作时，写了一首《蜀中九日》，其中有两句：“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可以想见他对南中（四川）的厌倦之情。而且他在四川所写的诗文中，除了咏怀之作、即兴之作外，便是应命之作，而应命之作中全是对道观佛寺的颂扬，及其主人的吹捧。但全身远祸、隐逸山林的想法也在他诗中时有显现，这对刚过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来说是个不同寻常的举动，也可看出古人在专制制度下，生存之艰难悲苦，即便像王勃这样的天才也不能幸免。王勃在蜀地的日子里，常常是“抚穷贱而惜光阴，怀功名而悲岁月”（《春思赋》），因此“万里念将归”（《山中》）。但在四川与朋友唱和、游山玩水对抚平其内心的创伤无疑是有作用的，这是王勃在蜀地三年的唯一收获。

与王勃相比，陆游在成都一带过着的也是让他很不得意的生活。陆游是宋代少有的一生都主张抗金恢复失地的诗人之一，可惜抗金不只是个抗不抗金的问题，还在于主和及主战两派此消彼长，他们的利益荣辱，身系其间，不可能高尚到尽以国家大事来行事，尽管主和派也强调他们的行止是为了国家。陆游的不幸在于在其有用的壮年，主和派长期主宰朝中政事，因此他只有十分短暂的时间在抗金前线南郑参与兵事。随着四川宣抚使王炎的离职，陆游的恢复中原之策，恢复失地之志，不被人用，不被人理解。即便是著名诗人范成大任四川安抚制置使（此为宣抚史罢后新设）时，陆游不被人理解的糟糕状况亦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使他对这位老友深感失望。四川安抚制置使的权力极大，是最高军事长官，制置成都、潼川、利、夔四道，北控秦陇，临制悍防，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范成大想实行陆游提倡的恢复中原的抗金策略，在其权限范围内是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的。但范成大虽是诗人，毕竟久混官场，对主战与主和所带来的利害得失，有非常实在的世俗性评估和权衡。总而言之，他不愿意采纳陆游的意见而招致丢官的危险。

陆游是范成大的部下，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但范成大不理睬他的抗金策略，反而频频地施武于西南边地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毫无实用价值的、炫耀其筹边武功的筹边楼，以夸张自己的政绩。平日里范成大主要过着对名花，开夜宴，醇酒美人、音乐歌舞的奢靡日子，全然不管离成都并不算十分遥远的川陕一带的战事与边务。

跟随范成大过这种生活，让陆游颇不自在：“乐哉今从石湖公，大度不计聋丞聋。夜宴新亭海棠底，红云倒吸玻璃钟。琵琶弦繁腰鼓急，盘凤舞衫香雾湿。春醪凸盏烛光摇，素月中天花影立。”（《锦亭》）陆游对范成大招饮的铺张有着力之描写，但最要紧的是前两句。“聋丞”之典出自《汉书·黄霸传》：“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曰：‘许丞廉吏，虽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颇重听，何伤？且善助之，勿失贤者意。’”陆游在表达对范成大的微讽和调侃，意思说我虽然是个聋子，但范成大还是要把我摆在那里作装饰品；或者说我本身就是个聋子，之所以没被开除，是因为范成大照顾我。石湖公范成大先生对我陆游真是太好了，因此“乐哉今从石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