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探访民间生活

方脑壳，哈戳戳，有了祸事跑不脱；不转弯，转直角，吃了亏还很快活。

——电视剧《方脑壳》片头曲歌词

龙门阵，龙门阵，龙王老爷害了病。打发乌龟去捡药，龟儿子在听龙门阵。

——成都民谣

谁是二百五

中国地区差别之大，风俗民情之不同，是有目共睹的。扬雄对“蜀”解释为“独”，“不与外方同”，无论是杜甫还是陆游一进成都，就发觉与自己以前的经验很不相同的风俗民情之类的事，至于歌咏成诗。而很多人对巴蜀人的概括，也通常跟下面这句话大同小异：“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轻易淫佚。”（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六）这就是说，巴蜀之人没有心肝，不背包袱，很容易将其他地方的人视为天经地义的重大事情，视为玩笑的一部分。的确，此前我们已经提到过四川地区地处远离儒家正统文化的“西僻之乡”，譬如割据政权较多，也是民众很少讲什么“大节”而倾向于实用一面给割据带来了“群众基础”，尽管我们不同意蜀人“乐祸贪乱”的说法。同时我们很少有为某一学说或真理而努力献身的“烈士”，更不容易诞生像齐鲁大地那样舍生取义的“正天下之风”的圣贤，多的是像扬雄、谯周、郭沫若这样审时度势、灵活善变的人。他们也不大拘于学问的一隅，执学问的一端而固守，或者因此从一而终，如清末民初思想凡六变的学者廖季平等。

从民间来看，南北朝以来，见诸史籍的离经叛道的“别财异居”现象，官方屡禁不止，说明那种将家庭维持在几世同堂的“大一统”观念，对四川地区的人缺乏像齐鲁大地的人那样大的吸引力。林语堂说北方中国人是“自然之子”，“习惯于简单质朴的思维和艰苦的生活”，而南方中国人则是“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舒适”（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而作为南方中国人的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来说，受那种大言玄玄的说教诱惑较少，直接和实用，世故与讥刺，集于他们的一身。

离经叛道首先在于成都人对语言的特别嗜好，现今仍有“重庆崽儿砣子硬，成都妹子嘴巴狡”的说法，不选择地方的大摆“龙门阵”便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因此成都方言包括四川方言均有自己极其浓郁的民俗风情特色。有学者从语言学上研究，凡是带“二”字头或含有“二”字的四川方言包括成都方言，都含有“次于一”“次于头等”之意，几乎都是贬义词（黄尚军《四川方言与民俗》）。例如二吊五、二杆子、二道贩子、二黄篾、丘二、转二哥、二恍恍、二毛子、二警察、二通二通、二甩二甩、吊二话、二进宫、二麻二麻、二不挂五、二像二像、二冲二冲、二不兮兮、棒老二等等，当然最著名的就应算“二百五”了。

“二百五”有词典解释为“讥称做事不可靠或有些傻气的人”（罗韵希等编《成都话方言词典》）。似乎“二百五”就是一个傻瓜，全是对一个不可靠的人所做之事的否定。其实这并没有体现出成都语言的在其语言环境中的多面性，甚至意思刚好相对相反，譬如“龟儿子”一般说来是骂人和损人的话，但有些时候也表示出一种亲密和喜欢。那么“二百五”如“龟儿子”一样，在某种语境下，有拿来赞赏人的成分，换言之，像“龟儿子”“二百五”这样来自底层的词汇，就是贬抑中有赞赏，赞赏中寓贬抑，是这两种看似冰炭不容的态度的巧妙融合。我们可以拿这种态度——喜爱与调侃、批判和赞扬——来观察和分析历代四川文化名人，用“二百五”来作为他们所行之事的代称，绝对没有什么大不敬的企图。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民间土壤里孕育出来的，我们自然可以用民间的方式来解读他们，何况自我解嘲不怕他人笑话，这是四川人的天性。甚至只有用这种方式解读的他们才是真实而鲜活的，他们很巴蜀味的地方正在于其行事作文时所显露出的民间底子。

《汉书·地理志》很准确地概括了蜀人包括成都人一个骨子面的特点：“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换言之，一方面批判社会及不合理的东西，用讽刺的笔法来发泄自己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另一方面又贵慕权势，喜攀龙附凤，巴结达官贵人。这两种相反的对现实生活以及对人物的评判标准，非常诡异而自然地体现在成都人身上，其实按在专制制度下的生活招数来说，无非是狡兔三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狡猾而聪明的实用主义态度。好文刺讥几乎是四川文人的一大特点，从司马相如、扬雄、李白、苏东坡、杨慎、李调元、郭沫若等即可看出，这说明讽刺和调侃，在我们四川文人的创作中有着漫长的传统，而至今不衰，如流沙河的《Y先生语录》、贺星寒的《方脑壳外传》、魏明伦的《仿姚雪垠法致姚雪垠书》等著作文章均是如此。直白地说，蜀人有这种“好文刺讥”的传统，是蜀人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下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和渠道，著名哲学家穆勒说“专制使人冷嘲”，用在蜀人的身上真是再恰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