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藏在帝国的边缘（第2/10页）

当然这只是文人们的感怀，文人们的胸襟，文人们的志向。丰饶富庶的物产，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继之以闭塞之交通，配以天险大山之屏蔽，使得四川尤其是成都的生活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有时竟如世外桃花源，给人以一种变化极慢的感觉，有时好像外界一切变化与成都无关。这正是成都给文人及一些落泊官僚的慰藉及魅力所在。

但有些执掌四川或成都权柄的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不像文人那样闲适及容易满足，尤其是国鼎衰微之时，兵事四起之际，他们想的是如何在朝代更迭的舞台上，捞取自己出头的资本，以便也趁机过足皇帝瘾。他们所仰赖的资本也完全是文人及落泊官僚想在成都终老的两个充分条件：一是有天险大山之屏蔽，交通不便，外界不易侵扰，即便有中原政权的存在也鞭长莫及；二是物产丰饶，水旱从人，百姓有一般的生活保障，如若割据，则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可以不假外地而自足自救。这就给割据一方的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加之才割据的统治者一般都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民众乐于在割据政权下生活而不作丝毫之反抗，除非到了割据政权的苛捐杂税多到民众不能忍受的程度，他们才会做出自己的反抗。

这就说明，四川的民众对于割据政权的正统与否考虑得相对较少，加上前述的蜀人好别财异居，这都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的侵入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必然导致的反应。也就是说，不管你谁统治，只要我有饭吃，能够过上相对安稳的生活，我都并不反对。换言之，谁统治，对于我来说还不是混口饭吃？只要谁让我把饭吃饱，甚至吃得更好，我就拥护谁。这也是蜀人实用哲学及善于应变的具体表现，也是对儒家传统礼教所谓君权神授、真命天子之类正统观念的反叛，蜀人并不是从理论上来反驳它，而是从利益驱动的本能出发来回击那些不近人情、不合情理的东西。

因此，我们便不难看见，巴蜀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割据的渊薮。可以概而言之，一部成都历史几乎就是割据政权和统一王朝的地方政权交替相连的历史。每当王朝衰微，其在成都的地方政权的执掌者就会思谋另立政权，或者假其他拥兵自重者之手，割据四川，与衰落的统一王朝抗衡，要么被苟延残喘借用它力或用安抚手段化解，要么式微之王朝也自身不保，自顾不暇，尽管四川地区在其王朝的经济赋税中占据着相当的位置，但其僻处西南一隅，不能挽救，只好眼睁睁地看割据政权统一自成小国。于是我们就会屡见柴燎告天、黄袍加身的戏剧，于是仿统一王朝的皇城、皇宫、皇陵在许多割据政权屡有兴建，以增添成都这个王气不足的城市，获得几乎虚妄之王气。因而普遍看来，割据政权所统治的时间都较短暂，使得文人千载以来忍不住怀古感叹：“五丁力尽蜀川通，千古成都绿酎醲。白帝仓空蛙在井，青天路险剑为峰。漫传西汉祠神马，已见南阳起卧龙。张载勒铭堪作戒，莫矜函谷一丸封。”（杨亿《成都》）

世事有时就是很奇怪，文人搞不懂的事情，政客搞得懂；文人搞得懂的事情，有时政客反而因昧于自己的利益，却执意要去做最终必然失败的所谓事功。成都历代的割据政权都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所谓张载勒铭作戒的事——张载在太康初年到成都去看望父亲，途中经过剑阁天险，张载因为蜀人恃险好乱，于是刻碑勒石以提醒统一王朝的统治者，同时告诫欲割据的人，割据之不可取，终要失败的事实（《晋书·张载传》）——割据政权的掌门人们未必不懂，但一意孤行往往成了他们的指南。

在中央王朝衰微的时候，第一位吃成都“这只大螃蟹”，以饱大欲的人，便是在王莽统治后期，绿林、赤眉起义时，后来自号为“白帝”——号称“白帝”除了表明其“祥瑞”外，其主要原因在于宣称自己是“天命攸归”的正统，历史告诉我们所谓正统与否，只不过是要做强盗的人打着的一个磊落的幌子，此种方式在割据政权那里也屡试不爽——的蜀郡太守公孙述。当此之际，各地豪强打着“兴汉”的旗号，以扩大自己的利益地盘，以便在下一轮新的财产分配及势力瓜分中占据有利地位。公孙述利用蜀郡太守的地位和实力，很快消灭了入侵蜀中的豪强势力，后接受部下李熊的建议，号为蜀王，年号“龙兴”，最终将自己的“成家”（又称“大成”）政权定都成都，前后维持了短短十二年。

就是这位被时人“誉”为“井底蛙”（《后汉书·马援传》）的人，却做了成都史上第一个割据政权的掌门人，开创了成都频频割据历史之先河。公孙述少年即担任皇帝的侍从，熟习皇室礼仪制度，他当了皇帝后，完全仿照汉制制备了一套皇室的繁文缛节，分封其二子为王，划犍为、广汉二郡的几个县作为他们的食邑。更容易引起混乱的是，他下令废除铜钱，实行国家专控的铁官钱，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商业往来，于是巴蜀民众就用“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的童谣来诅咒其政权尽快灭亡。果然不久，便消于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