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4/9页）

真是俗语所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规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个世纪的战乱，出版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与宋代比较相去甚远，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战乱，张献忠的屠蜀，以及清军与他的反复交战，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创，成都这样繁荣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执掌四川权柄的人，也只好暂住阆中，或者迁到成都后，也只能借居在毁损厉害的前明蜀王宫之中。

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成都的各项发展包括文化诸方面，极为缓慢，这是历史上成都遭破坏后，恢复得最为吃力和困难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网高炽，禁令苛酷，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为不利。本来四川书业包括成都书业都是乾隆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因而彼时印刷业并不发达，但1780年四川总督文绶奏准对内容进行删除的书就有六种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题商》《历科墨卷商》《朱子异同条辨》《四书会意解》四种因有吕留良的讲义和批评夹杂其间，另外《明文传新》和《明文海》二种有钱谦益的文章在里面。

初分起来，清代四川刻字印书业可分为“四大刻书帮”，即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各帮虽都有特点，且按全国印刷刻书的实力来分，四川与江苏、浙江和福建同在四大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地位，但实在难以再现宋时四川印刷出版业的风采。四川书业尤其是成都书业按照原有的规模来看，被战乱破坏是最为惨重的。据历史记载，成都到了康熙中后期才有两仪堂翻刻的《第七才子书》，而且成都帮还算四川恢复刻字印书业最早的帮口，于此不难想见四川印刷出版业遭受的打击之严重。

到了乾隆年间，成都本地只有严文古在指挥街开设“文古斋”，其徒弟在卧龙桥开设“兴顺斋”；而正是此时，江西一批书商贩书到成都，并陆续开了一批书坊诸如“尚友堂”“肇经堂”“玉元堂”等，稍后才有更多成都本地的书坊开设起来，其中最大的应算“志古堂”，其承印量较大，常雇佣五六十刻字、印书工匠作业。成都帮刻字印书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刻印的书籍较杂、刻印速度较快且销售灵活，但不少都是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用的读物，相当于今日的教材及教辅材料。至此之后，除前述的书坊外，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尚有“品石山房”“敷文阁”“宏道堂”“致盛堂”等。如“尚友堂”既刊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重要典籍以供高层学士研阅和书院教学之用，同时也刻训蒙读本如《四书》《五经旁训》《史鉴节要》等，为成都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与其他书坊一起，为后来尊经书院的诞生及学生学习打下了基础，为近现代成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迎来了四川在近现代的又一次繁荣。而这些书坊发展到后来，包括一些书摊，在1949年为170多家，至此之后完全湮没，实乃吾蜀文化之大不幸。

出其不意的贡献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是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变来体现，而实物交换过后，货币的出现及其作为制度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产物。而在成都这种开发较早的城市就有一条完整的货币演化的线索，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体现及外在显示，当有不可怀疑之价值。

成都地区从上古以来，文物衣冠，史籍早有所载，且其间政治经济的荣衰，正稗各史所载多有。而各朝的货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出土实物，以佐证文字的记载。诸如贝币、秦半两和汉五铢、莽钱和东汉五铢、唐代钱币、前后蜀钱币以及宋明清钱币等，在成都地区均有发现。自然这些也并非成都所独有的。成都地区在历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少，除前后蜀铸造的钱币外，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太平百钱”，南北朝时期偏安成都的成汉政权李寿铸造的汉兴钱，这两者虽然都是成都所独有，但影响力都不大，不过汉兴钱倒也开创了后世通行的“年号钱”，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

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权大多爱铸自己的货币，除了好搜刮民财，还在于货币的铸造权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更何况在钱币上铸上其年号更乐为专制制度下之统治者所接受。就连南宋执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吴挺铸钱时，虽然不是自用年号铸钱，但他所辖的四川利州绍兴钱监于绍熙元年（1190年）铸造绍熙元宝，不以绍熙纪元铸“元”字背文，而以绍兴监铸币年“四六”为纪年（利州绍兴监设置于1145年，1190年为其铸币第四十六年），铸以“四”字背文，应算是藐视宋光宗的行为，但自保尚难的南宋皇帝是顾不过来的。虽然吴氏家族只是在吴挺之子吴曦卖川投金后失势，但这样不合皇规的铸钱行为也不能说不让皇帝恨得牙痒痒。但为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占得相应的位置，就在于一千年前成都诞生了它所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货币便是成都制造的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