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5/9页）

诚然，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到了春秋战国时后即有“牛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代有“飞钱”，五代时长沙有“契券”。但这些离真正的纸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有到了宋初（交子的具体诞生时日现仍在争论中，取其约数）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交子的诞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尽管交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行使着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功效。自然交子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

关于交子诞生的历史原因，大抵有四种观点（何志国等《交子研究评述》）：其一为柜枋说。有人认为与唐代的柜枋有关，其理由是唐代的柜枋有替客商保管财物、凭票领取，以收柜租的功能。其二为飞钱说。《宋史·食货志》明白地指出：“会子、交子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因而有人认为，交子从其产生之初作为活期存款票据而论，应该是产生于唐代的飞钱。但是它缺乏必然性，此点将在后面谈到。其三，有人甚至说交子的最早源头应远自西周、西汉时期的皮币，《孟子·梁惠王下》里曾提及“事之皮币不得免焉”，西汉武帝时更有“白鹿皮币”。虽然前三说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比较赞同贾大泉先生的见解。他认为“交子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国虚价货币的长期存在的影响和启迪，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属货币可由其他别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的道理而产生出来的”（《交子的产生》）。这就是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交子诞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不可否认的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需要的必然产物。彼时四川人口户数占全国17％，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场镇集市大量兴起，譬如熙宁时四川的商税额居全国第二位。而统治者后来想在与四川毗邻的地区如陕西推行交子，其结果是“可行于蜀，而不可行于陕西，未几竟罢”（《宋史·食货志》）。

其次，四川尤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业均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纸币的印刷解决了一定的技术难题，并且对防止纸币的作伪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产的楮皮纸有经久耐用、厚重洁白的特质。最初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押花，朱墨间错，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而后来的钱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红三色套印，用铜版分六次印刷，是极高的艺术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为祝温柔）子孙一样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因而世代传于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舆服志》）。因此可以说，交子的诞生不只是具有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重要的一页。

再者，此前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交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交子进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在交子诞生之前，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后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宝”铁钱流通，宋平蜀后便铸铁钱“平蜀钱”，在广元、雅安、名山、邛崃等地都有专为铸钱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铸铁钱铸行时间最早、最长，且铸量甚大的地区。终宋一代，通行铁钱的为两淮地区和四川，在四川及边界地区，统治者采取的货币是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就更加大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小铁钱十当铜钱一，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两万，重达一百三十斤。倘使一个商人要从较远的地方如广远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么他花在脚力（或其他运输形式）上的钱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即所谓脚力钱，也就是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货币即铁钱本身及货物本身，就在同等情况下，缩小了商贾的利润空间，同时也降低了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只是民间如此，就是官方也对铁钱的笨重都啧有烦言，陕西转运副使范纯粹对此上奏道：“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四）这就意味着，运输费竟占了铁钱本身价值的四分之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