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第3/9页）

由于唐及五代成都地区的印刷业发达，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祸及两宋之际金军的直接攻掠，读书人又相对的多，经济又较繁荣，因此公私藏书都不少。宋初收诸国图籍，在四川及江南获得最多，而平蜀时所得为3000卷图书，加之官方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很多人将自己的捐献出来（见《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见《文献通考》《蜀中广记》）。

这样的诏访书籍，到了南宋时官方还一直在四川进行，就是因为四川相对安稳，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于北宋，由于流传稀少，在靖康之难时几乎亡佚，靠的就是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求才得完本。而目录学史上著名的《郡斋读书志》也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倾力购书，才得以完成书籍登录及其研究的。宋代刻书业中成都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处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便是成都、眉山等地区。

刻书业既繁荣，那么对公私藏书的搜罗及成气候便有影响，公家藏书成都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吕陶《净德集·府学经史阁落成记》），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卷十一），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史·彭乘传》）而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魏了翁《鹤山集·书鹤山书院始末》）。临邛韩醇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诗文集》和《训诂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纸洁墨精，以至于六百年后乾隆在1775年观看时，还题写“字画精好，纸墨细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纸墨之佳》），其称赏之情溢于言表。

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公私藏书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成都不少藏书家、刻书家都经营书业，成为书商。如韩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书籍生意，终于成书业界巨商。为了推广自己所刊刻的书，有的书坊就在书末留下图记，相当于替自己的书做广告，如现在残存的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一书后即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书林清话》卷六《宋刻书之牌记》）。另外尚有书为了禁止翻版和另刻，在书上便有类似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的禁约，“吾藏五松阁仿宋程舍人宅刻本王偁《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目录后有长方牌记云：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板”（《书林清话》卷二《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说明书业的繁荣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约束，才能保护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统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性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而且由于成都地区的刊刻水平属全国一流，因此在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十三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花费雕版十三万块，依照《开元释教录》编次，硬黄纸，卷轴装。全藏1076部，5048卷，装480函，既称“蜀版藏经”又称“开宝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

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他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区官刻本有名的就应算版本学史上著名的“嘉祐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则有广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世称龙爪本（见《书林清话》卷三《宋私宅家塾刻书》）。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对三地刻本的优劣，向来似乎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闽刻最次。叶梦得《石林燕语》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而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点是，用纸是洁白而厚的楮皮和麻纸，版式疏朗悦目，墨香纸润，秀雅古劲，刀法圆润饱满，字画如写，如今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与此相应的是，宋代的蜀学空前繁荣，四川成为宋代的文化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