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二章 论后悔（第3/6页）

民众怀着敬佩把一位卸职归隐的官员送到他的家门口，他丢下官职和官袍，他原先升得愈高，现在就跌得愈低。在他家里，一切都杂乱无章，品位低下，即便存在什么秩序，也必须极其敏锐、不同一般的判断力才能在日常平凡的活动中看出来，何况秩序本来就是一种色彩沉闷晦暗的东西。攻占一个要塞，率领一个使团，管理一个国家，这是威风显赫的事。持家教子，银钱往来，交朋结友，表达爱僧，是不引人注意的平常事，然而能在这些平常事上做到公正平和，认真不懈，表里如一，却是更难能可贵的。因此不管社会成见如何，在我看来过归隐生活的人比之其他人肩负着同等的，甚至更加艰辛的责任。亚里士多德说，平民百姓弘扬道德要比居官者难，功劳也更高。我们准备去完成丰功伟绩，往往是出于功名心，而非出于良心。其实，获得荣誉的最好办法倒是本着良心做你为功名而做的事。所以我认为，亚历山大大帝[6]在他那宏大辉煌的舞台上表现的品德不及苏格拉底在平凡的默默无闻的活动中表现的品德那么伟大。我不难设想苏格拉底处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但亚历山大大帝处在苏格拉底的地位上会是什么样，却无法设想。若问前者，他能干什么，他会回答：“征服世界”；若问后者他能干什么，他会说：“按照人的自然状态过人的生活”，而后者倒是一门更具普遍意义、更合情理、更艰深的学问。精神的价值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精神的伟大不表现为心高气盛，而表现为有节制，有分寸。有的人从我们的内在品质来评断我们，这种人不看重我们在公共活动中闪耀的光华，认为那不过是从淤泥厚积的河底溅出来的晶莹水花；有些人以外表来判断人，视我们的外表断定我们有什么样的内在气质，他们无法把我们身上那些普通的、他们也有的官能与另一些令他们赞叹的、他们难以企及的本领联系起来。我们不也认为魔鬼必定长得奇形怪状吗？谁又不把帖木儿想成两眉倒竖，鼻孔圆张，面目狰狞，并且根据他的名字的声音想象他必定身材出奇高大呢？若是过去我能见到伊斯拉谟[7]，那么我很可能以为，他对妻子和仆人讲话也都用格言和警句。根据一个手艺人的穿着和他妻子的表现来想象这个手艺人的生活比较容易，而从一个高级法院院长令人敬畏的举止和才能来想象这个院长的生活却要难得多，因为这些人似乎不可能从高高的宝座上走下来过日常的生活。

心灵邪恶的人有时受某种外界的激励能做好事。同样，心灵高尚的人有时受了某种外界的刺激会干出坏事。所以应当在一个人处于稳定的状态时或把他放在家庭生活的环境中来评价他，或者至少在他处于接近平静自然的状态时评价他。天生的性格倾向能通过教育和训练得到增长和加强，却几乎不会被改变和克服。我年轻时见过不少人冲破与他们的天性相悖的教育，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

当野兽长期离开森林关在笼中，

它们变得驯服失去往日的凶猛，

只要些许血滴入血盆似的大口，

唤醒野性和狂暴一发不可收，

尝到血腥味喉头鼓胀混身发热，

可怜驯兽人在劫难逃吓得发抖[8]。

——卢卡努

我们不可能把本性连根拔掉，只能遮盖它，隐藏它。拉丁语可以算作我的母语，我对它比对法语更精通。虽有四十年没用拉丁文说和写了，但在感情极端冲动时（这种情况我一生中遇到过两三次，其中一次是当我看到父亲好端端地突然仰面朝天跌倒在我身上，并晕了过去），我从肺腑里喊出的头几句话总是拉丁文；本性就是这样突破习惯的樊篱，猛冲而出。这个例子能说明不少问题。

那些试图用新观点来审查当今的社会风气的人，充其量只能改造社会的表面弊病，而其本质上的罪恶，不说他们在使之扩大和增加，至少是让它原封不动。担心罪恶会扩大和增加是有理由的，因为人们停留于外表的、随意的改良，便往往放弃其他益举；而改良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人们就放过了那些本质性的、内在的罪恶。请看一看我们的经验：每个人——如果他审视自己——都会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固有的、占主导地位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在和教育及与它相抵触的激情风暴作斗争。至于我，我很少感到自己受阵阵骚动的干扰，我几乎总是处于一种惯常的状态，正像那些笨重的物体。即使我魂不守舍，也总游荡在很近的地方。我的放纵不会把我带得很远。在我身上不会发生极端和怪异的举动，却会有猛烈而有益的思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