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一章 论功利与诚实

谁都免不了说些傻话。可悲的是存心这样做。

此人费大力气，说大傻话[1]。

此话与我无干。我的傻话都是不经意脱口而出的，这与它们的价值相符。这样很好。随说随忘，并未花什么力气。我只按话语的分量来买卖它们。当我把话语诉诸纸上时，犹如与初次见面者说话一样。这是真的，下面讲为什么。

谁不痛恨背信弃义的行为呢！蒂拜尔便曾拒绝使用背信弃义的手段，因而蒙受极大的损失。有人从德国写信告诉他，若他认为合适，可用毒药为他除去阿尔米尼乌斯（阿尔米尼乌斯是罗马人的劲敌，曾于瓦鲁斯当政时卑鄙地虐待过罗马人，而且是阻挡蒂拜尔在那一带扩大其统治的唯一障碍）。他回答说：“罗马人向来以光明正大的方式，手持武器向敌人复仇，绝不用偷偷摸摸、欺诈蒙骗的办法[2]。”他放弃了功利主义而选择了光明磊落。也许你会说：“此人是个伪君子。”这一点我也相信；在干他这一行的人身上，虚伪并不稀奇。仇恨德行者也可以满嘴仁义道德。尤其因为事实真相迫使他们不得不讲德行，即使他心里不想接受，至少要用它作外衣装扮自己。

我们的机构，不管是社会还是家庭，都充满了缺陷。但自然界没有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所谓无用。宇宙万物无不各得其所。我们人有根深蒂固的病态品性，诸如野心、忌妒、羡慕、报复、迷信、绝望，它们寓于我们体内，并极其自然地控制着我们，以致牲畜身上也能看到它们的影子；是的，还有残忍，这种极其违背自然的恶行；是的，我们在同情别人的时候，看到别人受苦，内心会感到一点难以言表的幸灾乐祸的复杂滋味，连孩子们也已体味到这种感情：

当狂风在茫茫大海上掀起波涛，

在陆地上看别人受颠簸多美妙[3]。

——卢克莱修

倘若谁消除人类身上这些病态品格的种子，他就破坏了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同样，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要的机构，这些机构不仅卑鄙，而且腐败；恶行在那里得其所哉，并被用以维持这个社会，犹如毒药被用来维护我们的健康。虽说这些机构有了存在的理由——因为我们需要它们，而共同的必要性掩盖了它们真正的性质，但是这游戏应该让那些比较刚强、比较胆大的公民去玩。他们牺牲自己的诚实和良知，一如有些古人为保卫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我们这些比较脆弱的人，还是承担一些比较轻松、风险比较小的角色吧。公众利益要求人背信弃义、颠倒黑白、杀戮同类，让我们把这类差事让给那些更听话、更机灵的人去干吧。

的确，我常见一些司法官员通过诈唬、许诺、优待或赦免的办法引犯人暴露自己的犯罪事实，这种在办案中运用欺骗和无耻手段的做法令我气愤。倘若有人给我提供别样的、比较符合我的性格的手段，那会对司法，乃至对柏拉图——他赞成上述那种做法——大有裨益。我认为那种不讲信义的司法对自身的伤害并不亚于别人对它的伤害。不久前，我曾说我不大可能为某个人而背弃君王，更不会为君王而背弃任何个人，否则我会万分悔恨。我不仅痛恨欺骗，也痛恨别人借助于我而施行欺骗。即便只是为欺骗提供材料和机会，也为我所不齿。

我曾有几次机会在诸侯之间斡旋[4]，在今日群雄割据，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下，我竭力不让他们错识了我，迷失于我的外表。以游说斡旋为业者往往掩盖自己的见解，表现或假装得极其折衷，似乎他们的看法与别人十分相近。而我则拿出旗帜鲜明的观点和我本人的行事方式。我这个善良的谈判新手，宁可有负于谈判，也不愿愧对自己的良心。然而至今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诚然，运气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以至在斡旋于诸侯之间的使者中，很少有比我更受到信赖和厚遇的。我有一种坦率的待人接物方式，使我轻松地在头几次交往中便深入人心，取得信任。纯朴与真诚在任何时代总是合时宜的。而且，辛勤工作而毫不为私利者的心直口快不易遭人疑心和讨厌，他们用得上伊佩里德回答雅典人怪他说话粗暴尖锐时说的那句话：“先生们，不要计较我的直言不讳，而应该考虑我这样做是否为一己私利，是否把事情办得更好。”我的爽直的言谈以其气势使别人从不怀疑我隐瞒了什么。该说的话，不管多么难以接受，多么尖锐辛辣，我都要说，当事人不在场，我也不会说得更难听。我的坦率爽直有一种单纯而漫不经意的表现形式。我做事时只想到做，并不考虑长远的后果及计划，每个行动有其独立的作用，能有所成则我愿已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