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 第十七章 论自命不凡（第7/14页）

任何东西都不像仁慈那样深得人心[34]。

——西塞罗

同我这个时代的人们相比，我会觉得自己十分伟大、不同寻常，但同过去某些世纪的人们相比，我就显得微不足道、十分平凡，在那些世纪里，如果没有其他更值得称道的品质，那么，稳重的人渴望报仇，懦弱的人对别人的侮辱记恨在心，虔诚的人信守自己的诺言，没有人口是心非，没有人随机应变，没有人让自己的看法服从于他人的意志和变化无常的情况，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情愿自己所有的事情都遭到失败，也不愿为事情的成功而放弃自己的信念，因为我对于现在十分行时的虚假和伪善的美德极为痛恨，在所有的恶习之中，我觉得没有一种是如此卑鄙无耻。这是一种奴颜婢膝的习性，是用一种假面具来伪装和掩盖自己，不敢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这样一来，我们同时代的人们就学会了背信弃义：他们不得不说假话，说了话不算数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心灵高尚的人不会隐瞒自己的思想，而是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心灵的深处。他一切都好，或者至少是一切都充满人情味。

亚里士多德认为，心灵的高尚之处在于能同时公开说出自己的爱和恨，能十分坦率地评价和说出任何事情，能为了真理而不去考虑别人的赞成或反对。

阿珀洛尼厄斯说，说谎是奴隶做的事，说实话是自由民众做的事。

这是美德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部分。必须为了美德而爱美德。有人说实话，是因为他出于其他原因不得不这样做，或者是因为这样对他更加有利，在无关紧要的情况下不怕说谎的人不能算是十分诚实的人。我的心灵没有说谎的癖好，甚至一想到说谎就感到讨厌。

我有一种廉耻之心，如果我有时不由说出谎话，我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谎话有时还是会说的，那是在我遇到意外的情况、无法在进行仔细考虑之后再作出反应的时候。

不需要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因为这样做是愚蠢的，但你说的话都应该是你心里想的，否则的话就是不怀好意的欺骗。我不知道那些没完没了地在说谎和弄虚作假的人到底想得到什么好处，依我看来，他们唯一能得到的好处就是他们即使说了真话，别人也不会相信他们。说谎能够欺骗别人一次或两次，但是把弄虚作假变为自己的习惯并对此感到自豪，就像我们某些君主所做的那样——他们说，如果他们的衬衣知道他们的真实意图，他们就把它扔到火里去（这是古代马其顿的梅特卢斯说的），还说谁不会弄虚作假，谁就不会统治—，这就无疑是预先告诉同他们打交道的人们，他们嘴里说出的话都是谎言和欺骗。“如果失去了诚实的名声，人越是聪明、机灵，就越是可憎、可疑[35]。”对于像提比略那样表里总是不一的人，如果有人会轻信他的脸部表情或他说的话，此人的头脑就过于简单。既然这些人所说的话都不能算数，我不知道他们在同别人交往时到底指望什么。

谁对真理不诚实，谁对谎言也是如此。

在我们的时代，有些人评论一位君主的义务时只是谈论他在管理国家事务时获利的方法，而忽视了他为维护自己的信义和无愧的良心所作的努力，这些人可能会说出一些有道理的话，但他们的建议只适合于命中注定要用食言的方法来处理好自己事务的君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君主们往往使用这种方法，并且不止一次地媾和或缔结某个条约。利益使他们做出第一件背信弃义的事情（利益几乎总是使人们做出各种坏事：为了某种好处而渎圣、凶杀、叛乱、背叛），但这第一次获利却给他带来无数的损害，这背信弃义的例子使这位君主失去了同其他君主保持的良好关系，并再也无法同他们达成一致的意见。苏莱曼[36]是奥斯曼帝国苏丹，并不十分信守诺言和遵守条约。在我童年的时候[37]，他领兵来到奥特朗托海峡，获悉梅尔库里诺·德·格拉蒂纳尔和卡斯特罗的居民在交出这个要塞并投降之后被当作俘虏关押起来，违反了他们投降的条件，就令人把他们释放，原因是他还要在这个地区办其他几件大事，这件事不信守诺言虽说从表面上看有利可图，却会给他带来不良的名声，使别人不相信他，从而造成无数的损失。

从我来说，我情愿当让人讨厌、有话直说的人，也不愿当阿谀奉承、城府很深的人。

我承认，一个人表现得这样真诚和直率，而不去管别人的情面，可能也掺杂着某种高傲和倔强的成分，所以我感到，我变得有点无拘无束，是在不应该自由自在的地方，非要我毕恭毕敬，会使我变得焦躁不安。另外，我由于单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会按自己的本能行事。我在同大人物交往时，言谈和举止都毫无拘束，就像同亲人们在一起时那样，我感到这样做是多么冒失和失礼。但是，我生来就是如此，除此之外，我的脑子不够灵活，不能对直截了当地提出的问题作闪烁其词的回答，并转弯抹角地避开这种问题，也不会去捏造事实，我也没有很好的记忆力，记不住这个事实是我捏造的，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肯定这一事实；总之，我因懦弱而变得勇敢。因此，我就听其自然，总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这样做既符合我的性格，也符合我的推理，是想让命运来对我作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