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二十六章 论对孩子的教育 致迪安娜·居松伯爵夫人[1]（第12/15页）

至于希腊语，我几乎一点也不懂。父亲决定采用人为的方法教我学希腊语，但走的是一条新路子，寓教学于游戏和练习之中。我们把词的变格像球那样扔来扔去，就像有些人通过下棋来学习数学和几何。因为有人劝我父亲，教我体味知识和义务尤其不能强迫，得让我自己有这个欲望，要在和风细雨和自由自在中培育我的心灵，而不能用严厉和束缚的手段。有些人认为，早晨孩子还在熟睡中就粗暴地把他们突然弄醒（他们睡觉比我们沉），会扰乱孩子娇嫩的脑子，我父亲听信了这个迷信，每天早晨用乐器声将我唤醒，我身边从未间断过给我演奏的人。

这一例子足以判断以后的成果，而且应该对这位好父亲的谨慎和爱心作出高度的评价；如果说作了如此细致卓绝的耕作，却没有相等的收获，那就不是他的过错了。导致这一结果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贫瘠和缺少天赋。尽管我身体结实茁壮，但我生性柔顺随和，总是无精打采，有气无力，人们无法使我摆脱无所事事的状态，除非叫我去玩耍。我理解的东西，总是理解得很好；在这懒怠的性格下，我孕育着超过我年龄的大胆想法。我的思维蜗行牛步，只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我的领悟力姗姗来迟；创造力缺乏生气；最后，我的记忆力差得令人难以置信。因此，我父亲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成果，那就不足为怪了。第二个原因是，我父亲非常担心他朝思暮想的事功亏一篑，他就像有病乱投医似的，最后也随波逐流，学那些傻瓜的做法，当那些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给予他启蒙教育[94]的人离开他身边后，他就只好屈从于习惯势力，在我六岁左右，就把我送到居耶纳中学[95]。这所学校当时办得欣欣向荣，是法国最好的中等学府。在那里，他仍有可能给我额外的照管，为我挑选了足够的辅导老师，对我其他方面的教育也非常关心，有些违背学校规矩的特殊方法，也为我个人保留下来了。可这毕竟是学校。我的拉丁语每况愈下，由于失去了说的习惯，我也就不用它了。这一新的教育，只为我派了一次用场：我一上来直接跟读高级班，当我十三岁离开中学时，我已完成了我的课程（他们称之为课程），其实，那些东西对我现在一无用处。

我第一次对书本感兴趣，源自奥维德的《变化》。那时我有七八岁，我避开其他一切乐趣，陶醉于这本书的阅读中；何况拉丁语是我的母语，而且这是我所知的最容易的书，就内容而言，最适合我这个年龄的孩子了。别的孩子津津乐读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书，诸如《湖中的朗斯洛[96]》、《阿马迪斯[97]》、《波尔多的于翁[98]》，我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内容了，因为我选书是很严格的。由于读了奥维德的寓言，我在学习其他规定课程时，更显得无精打采。有意思的是，我恰好遇到了一位豁达的辅导老师，他处事灵活，对我这一出格行为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总是睁一眼闭一眼。我一口气又读了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提乌斯[99]、普劳图斯[100]以及意大利的喜剧，我被美妙的主题深深吸引。如果那位老师丧失理智，禁止我看这些书，我认为学校带给我的可能只有对书本的憎恨，正如我们的贵族子弟一般所处的状况。他做得很巧妙，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只让我偷偷地贪读这些书，这样就更刺激了我阅读的强烈愿望，而对于其他规定的课程，他总是温和地引导我尽职。我父亲给我选择家庭教师时，主要看重那些人温厚随和的性格，因此，我的毛病也就是倦怠懒惰。危险不在于我做坏事，而是无所事事。没有人预言我会变坏，而是无所作为，不是诡计多端，而是游手好闲。

我感到事实正如人们所预料的。我耳畔总是响起这样的埋怨：“无所事事；对朋友和亲戚冷漠无情，对公务漠不关心；太特别。”最不公正的人不说：“为什么他拿了？为什么他没付钱？”而说为什么他不免除债务？为什么他不给予？”

人们要我像这样一味地付出，这我没有意见。可是，他们要求我做不该做的，却不要求自己做该做的，这未免有失公允。当我为别人效劳时，那是我的意愿在起作用；我生性不善被动做好事，所以我这样做更应该受到赞扬。我决不放弃我的权利或债权。越是我自己的财产，我越能自由支配。然而，假如我很想为自己的行为锦上添花，也许我会把他们的指责有力地顶回去，我会对有些人说，我对他们的冒犯还不够多，我还可以走得更远些。

然而，与此同时，我的心灵依然独善其身，围绕它所熟悉的事物，会有坚定的冲动和正确而坦率的看法，它独自将它们消化，不和任何人交流。同样，我深信我的心灵决不可能屈从于武力和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