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社会及宿命（第4/5页）

历史的眼睛看见塞满待宰羔羊的列车，一列一列驶向奥斯威辛，但这双眼睛看不到，车轮之下那些横跨科瓦河的桥，很多是犹太工匠巧手制作的。他们的理性并不指引他们协助加害者，他们的理性只诱使他们选择此时此刻的生存。生存的希望是仅存的最后一线希望，它就成了最高目标，压倒了人性中所有的元素，成为唯一的元素。人们全部的想象力，都在这最后一线希望中张开，于是就有非常态的想象机制搭救他们。他们愿意相信毒气室是日常生活的浴室，去往死亡营的路是秩序中的重新安置；他们愿意相信，昨夜被处决的同类是因为身上有污点，与自身的清白有一个合理的区别；他们也愿意相信，今晨被带走的父兄是因为老迈病弱，与自身生存的合理性还是一个区别……自我保全的希望似乎还在着，他们宁愿选择沉默。

一群羊在头羊的引领下走向屠宰场，就像春日走向草场一样安详、恬静。头羊的安详，是一缕晨曦般的希望，最有效地抚慰了夜间有些噩梦的羊群。头羊是羊群中的长者，智者，组织者和领路者，行必居前，遇水则先涉，临险必挺身奋蹄。群羊有所信任，有所归附，因之将个体的责任卸在一处，堆成形态飘渺的集体责任。一只头羊的安详前行，胜过一百条鞭子的驱赶，紧相跟随进入一道栅栏，一个整饰的队列就抵达了屠场。

浓烈的血腥气是颇引起一阵惊恐的，但紧紧相挨的群体，数目庞大的群体，还有如常的太阳和清明的秩序，都有助于抚平这惊恐。我们常常止步于可怕事实的门槛，我们闭上眼睛，关闭知觉，关闭思想，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我们拒绝所视所听，因为我们不能反应。

比起狼群在野地里的攻击，牧人的屠场能毁灭得更彻底。在狼群的野蛮那里，我们缺乏的是抵抗的能力；而在人的文明那里，是连抵抗的意愿也消失殆尽了。我们不愿意引颈就戮，但我们更害怕离群的恐怖，更不能承当个人抵抗的责任。为此我们相信国家机器无与伦比的强大，相信必然性与决定论，相信挣扎和逃脱之不可能，之无意义，相信被宰杀是我们的宿命。我们是无辜的，无辜也意味着毫无责任。我们让知觉止步于蓝天绿草之中，但身体却是止不住地，顺着机械的流程，一个一个迈入屠场的门槛。而在那里，上帝并没有用别的祭品替换我们。

阿伦特指出，残暴的统治下的受害者在走向死亡的路上可能丧失了他们的部分人性。为此她备受责难，然而她是对的。阿伦特不同意犹太人根本不可能逃脱纳粹的屠杀机器这种观点，她认为，如果没有犹太人委员会的积极配合，有计划的大屠杀不可能达到已经发生的那种规模。屠杀上百万人竟只需要寥寥无几的凶手，这种荒诞的场景，足以剥露羊的道德的罪恶。指摘受害者不是开脱加害者，不是冷酷，而是试图让更多潜在的受害者警醒。

暴政之网究竟需要多么广泛的集体反抗才可能被摧毁，这样一个量化的问题怕是不容易求证的。但重要的是确实有人这样做了。少数人的反抗，证明了最为弱势的受害者也是可以选择的，群羊的道德之上，存在着更高的个人的道德。

7

还有一个亚伯拉罕的问题。

鲍曼如此写道：“尚未从大屠杀令人心悸的事实中完全恢复过来，德怀特·麦克唐纳于一九四五年警告说，现在我们必须提防的是守法者，而不是违法者。”“大屠杀颠倒了罪恶行径以往的所有解释。它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

那个屠杀了上百万人的纳粹分子艾希曼，正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守法者。耶路撒冷的审判为的是证明他令人发指的兽性，指认他是人性丧尽的恶魔。但阿伦特得出的是另一个结论：所有这些罪恶，恰恰是人类极权社会运作下的产物，这不是自外于人类的恶魔的恶，而是社会组织内里出产的平庸的恶。

艾希曼的例子可以看作一个极端的例子，但这种极端，有助于我们了解平庸，了解这样一种与我们整个群体最为亲密的东西，在某种气温和气压中，会如何孵化邪恶，又能将邪恶推进到怎样一个极致。

平庸不产生于狮虎鹰隼，平庸的面孔是弱者的面孔，五官浑糊，彼此相似。平庸起源于对群居社会的高度依附，起源于社会机器的强化、推进，个体机能的弱化、丧失。平庸隐藏在权威和集团的背后，平庸是匿名的，遁迹的，无从追究也从不承担的。譬如那个化名为“谁也不是”的希腊神话人物，用烧红的树棒戳瞎了巨人的眼睛，却无需承担罪名或者英名，受害者波鲁菲摩斯只得绝望地悲鸣：“谁也不是啊！谁也不是戳瞎了我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