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社会及宿命（第3/5页）

与此同时，它们也在快速地进化着，紧紧追随社会化的效率，产毛，产乳，产肉，产羔皮，产温文尔雅的性情，产服膺律令的理性，产恪尽职守的品德，在社会化的训练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

现在，它们的视力是超越性的，在栅栏不完整的地方，它们能用眼睛看见完整，甚至在没栅栏的地方，它们也能看见栅栏，并自觉止步于那栅栏。它们的听力也是不寻常的，当牧人刚刚轻衔草叶，它们能通过同伴的蹄声，听见权威的号令。成群地，宛若河床中的白浪，向一个目标奔涌，无论目标是丰美的草场，还是断崖深壑。目标不是它们的信念，成群地奔涌、绝不离群才是它们的信念。所以它们的信念是最为直观的，最为切实的，永不破灭的。与牧人的呼哨比起来，这种群体奔涌的情势，是更具有震慑力和裹挟力的。与牧人的鞭子相较，是更不可抗的。

有论者认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但其实在上帝之前还有着更要紧的：群众不管怎样需要上帝，他们首先需要的是一个群体，一个数目越是众多越给人以安全感和力量感的群体，而一个能够召唤大众、凝聚群体的物象，便是他们渴盼的上帝。

羊性好群，这是它们建立社会的条件，是它们获得上帝的条件，也是上帝得以建立其统治的条件。一个无力而且平庸的条件，为它们阐释了一种社会理想，在它们身上，演绎了许多宗教故事。

5

获得上帝是羊群的福祉，获得羊群是上帝的福祉。羊的道德，不仅完善了羊的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帮助上帝完善了人的社会秩序。

善，美，安详，随群，牺牲……羔羊跪乳，是至孝，知礼；群而不党，是君子之忠义，之仁德。替罪羔羊，是至善的象征，它鼓励人们寻找不幸的替代，受难的替代，将罪孽转嫁于无辜者，它诱使无辜者替世人赎罪、献祭，献身祭坛成一道人通往神的桥，成一个最先聆听神谕并传递福音的使者，因之是一个幸福的使者。

《圣经·启示录》中说到天国里被七道印严封的书卷，或者是至高的福音至圣的密约吧？一个大力天使大声说：“谁配打开书卷拆开印呢？”天上、人间、地下没有谁能打开书卷，没有谁配打开书卷。这时候，走过来的是羔羊，看去像是被屠杀过的羔羊，从宝座上的主的手里接过书卷。即刻，狮面的牛面的鹰面的人面的活物以及众长老都跪在了羔羊面前，并齐声颂唱：“你配拿起书卷拆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你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为上帝赎来圣徒；你使他们成为王国，并作祭司侍奉上帝，他们将统治这个世界。”

接着，成千上万的天使和天上、地上、海里所有被造之物都高歌附和：

“曾被屠杀的羔羊，你值得接受权力、财富、智慧、能力，以及荣誉、荣耀和赞美！愿赞美、荣誉、荣耀及能力都属于宝座上在坐的，也属于羔羊，直到永远！”像是对被屠杀的颂赞，又像是对屠杀的颂赞。颂赞之中，被屠杀就成了羊的宿命，羊的道德就在被屠杀中达到极顶。

东方的“民牧”同样予羊以慷慨的表彰——“羔有角而不任，设备而不用，类好仁者；执之不鸣，杀之不谛，类死义者；……”背负苦难而不开口，忍受欺凌而不开口，无辜而被送上祭坛宰杀同样不开口，甚至连牛的觳觫也没有，被誉为“凛然就死”，这种哑羊的品德，令屠夫宽心，更令民牧宽心。

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描述受害者对大屠杀的顺从与合作，写道：“他们的逻辑和理性是凶手计划中的一部分。……似乎上帝想毁灭某个人的时候，没有让他发疯，而是让他变得理性了。”“在这样的局面里，受害者的理性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手中的武器。也就是说，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

弯曲至地的头颅——这是犹太人居住区里的诗句，也是令人惊骇的高效屠杀机器的一个注释。绝对的善和极致的理性，使受害者把自己的灭亡拽得更近。

6

阿伦特对大屠杀受害者的组织与合作的指摘，触动了一块无人触碰过的犹太人的疮疤，因之遭到了普遍的非议和攻击，以致失去多年的朋友。这在她自然是痛的，但更大的疼痛使得这些不成其为疼痛：那整个阴惨的历史中最阴暗的一章，那整个民族都极力掩盖的耻辱。她说：“与其他民族行恶相比，自己民族所干的一切恶行，对我来说，是远远更加可悲。”

一场大面积的屠杀，不是数目有限的屠夫和屠刀所能完成的，它需要待宰羔羊大面积的顺从与配合。

沉默的目击者，清白的旁观者，无辜的消极苟安者……最终，逃脱不了杀戮的受害者。普遍的羊性纵容了普遍的罪恶。一如鲍曼所说：“在很大程度上，犹太人自身就是即将消灭他们的社会场景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是很难看见也很难证明的部分。羊性的善是静的，在历史舞台上是无声的、隐没的、匿名的，只作为一幕惨白的背景，让人唏嘘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