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社会及宿命（第2/5页）

动物学家一般认为，哺乳动物不擅于建立理性社会，而标准的社会性动物是蚂蚁和蜜蜂。在蚁穴和蜂巢那里，我们可以发现极其完美的理性社会建构，无论时光如何流变，始终岿然不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秩序，计算精确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严密的层级和分工，一个国家，一个共同意志，绝对的服从，绝对的尽职，绝对的摈弃个体自由和个体权利，直至绝对的自我牺牲。而哺乳动物似乎不具备这样的政治素质。或许是哺乳这样一种私利的养育方式，营造了个体生长的空间，由此造就的母子亲情、家庭伦理，这些血液里的东西，总是要与国家极权发牴牾的。

极其意外的是人。迄今为止，最高级的、最完备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理性社会，恰恰是人这样一种哺乳动物建立的。这的确是一个奇迹。人能够成功地移植蜜蜂的伦理，蚂蚁的伦理，将人组织为社会性动物。人还能成功地利用个人的道德和家庭的道德，将人变异为理性的政治动物。

人的社会形态自然比蜜蜂蚂蚁复杂一些，多样一些，有国家是放大的个人的模式，譬如古希腊；有个人为缩小的国家的模式，譬如古罗马；也有君臣父子，直接在家庭伦理之上建立国家统治的模式，譬如中国；还有组织更严谨，设计更精湛，运转更流畅的某种现代社会，其现代性之光使大众深为鼓舞，却又使阿伦特、鲍曼之类的思想者深为忧虑。这种现代性因其高效而膨胀得极其迅速，蔓延得极其迅速，噬菌体一样，吞噬和摧毁也极其迅速。其迅速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

在这样一种现代性覆盖过的地面，人不再是人，而是社会大机器上的齿轮；人性不再是人性，而是高效运转的现代性；恶不再是恶，而是职业，是服从，是平庸；人所克服的是“动物性的同情”，所获得的是制度化的理性。一个组织到了极致的社会是无所不能的，包括实施骇人听闻的恶行。

在对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事件回首探究的时候，鲍曼质疑了现代社会本身，他认为：“……大屠杀可能远不仅仅是一次失常，远不仅仅是人类进步的坦途上的一次偏离，远不仅仅是文明社会健康机体的一次癌变；简而言之，大屠杀并不是现代文明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或者说我们喜欢这样想）的一个对立面。”鲍曼的题目霍然就是《现代性与大屠杀》，他举起X光片，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机体中可怖的阴影。

羊到底是较为平庸的哺乳动物，羊的社会是由牧人建立的。在那里，牧人是立法者和管理者，这自然是重要角色，然而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角色——守法者与合作者——却要由羊们来担任。我们看到，羊合作得很好，无论是膂力如何超群的羊，还是数目如何众多的羊，都乐于充当守法的合作者。人——羊的社会是非常和谐的，极其稳定的。从外界看去，牧羊人一根小小的鞭子，与千百之数的健壮的羊，是匪夷所思的力量对比。但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对比，它们是相互依存的，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机器，那根鞭子不过是社会理性的一个象征，就像人类社会象征逻辑理性的旗帜。

“羊性怯弱，不能御物”，这说的是驯化之后的羊，社会化之后的羊。在这一切之前，它们具有别样的生性。那些剑一般笔直的尖角，那些用于猛烈撞击的盘角，腿的速度，腿的弹跳，极为警醒的听觉，极为敏锐的视力，自幼漫步悬崖峭壁的生存能力，集群骤然奔跃制造乱阵的防卫方式，征服者亦慨叹其“尤狠健”的性情。

驯化的过程首先是获得的过程，组织完备的人——羊社会使其成员获得了安全，获得了温饱，获得了生息繁衍的和平环境。严冬时节，有早经备好的棚圈和丰足的干草，再不必于风雪之夜颠沛流离。产羔时节，有奖赐的福利和哺喂的保障，再无须为寻一席安全的生产之地而冒险攀爬峭壁。长长的栅栏，与其说是限制和剥夺了羊的自由权利，不如说是阻挡了狼的入侵，保护了羊的生存权利。每一个时辰都合理安排严格规范的秩序，与其说是令个体步步萎败、缩小，不如说是使群体日益发展、壮大。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在人——羊同构的社会中，羊才享有前所未有的富庶和繁荣。

退化是无处不在的：角的退化，腿的退化，听觉和视觉的退化，声带的退化，跳跃能力和攀缘能力的退化，速度的退化，警觉性的退化，判断力的退化，选择权的退化……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似乎总是在追求进化的，其实未必尽然，这些社会化的羊，却像是追求退化的物种。每一步的退化，都能卸掉一层古典的忧虑和烦恼，都能换取进一步的太平和舒适。社会的昌盛是一剂灵药，在体内任何一处有所剥离因之可能发生痛痒的地方，抚慰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