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起步的兴奋与回首的遗憾（第3/6页）

不知什么原因，我周围的人和远在北京的朋友加上我自己，时常都会出现一种关键的口误。比如，给我打电话，关切地问：“你们‘戒严部队’的情况准备得怎么样了？”天哪，这纯属一种下意识的口误，将“驻港部队”脱口说成“戒严部队”，但如果在直播中，我真的出现了这种口误，后果和影响就不那么轻松了。到后来，这种口误成了大家一种心照不宣的禁忌。谁也不去渲染，可还是会在演练和平日的沟通中出现，然后是偷偷的一身冷汗。虽然在最后的直播中，我和其他同事都没有这样的口误，但这种口误我相信在参加报道的很多同事心里都曾留下阴影。想起来会笑，可笑中还是会有些后怕吧！

构成这种紧张因素的事情还有很多。有一次演练，我们一位记者在车上拍演练画面，但在过海关时，忘了下车，结果随车队进了香港，他没有相关的证件，一个小的失误又酿成了大的事件。他被香港海关扣留，在香港海关待了近十个小时后，被接回，我们见到他时，脸色都很难看。他的脸色不好是因为事发突然加上近十个小时的“半囚禁”，而我们脸色不好是因为我们更加感觉到，这次报道中无小事，敏感度太高危险系数就大，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如果一味紧张下去，可能还没报道呢，自己就已经把心脏病吓出来了。于是精心地准备和同伴之间的扶持就成了一种安慰剂。

其实刚到深圳不久，我曾在一段时间里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因为我们评论部的绝大多数同事都在香港。我手里拿的是多次往返护照，因工作我好几次赶去香港，但都只待了一天就跑回深圳。并不是香港对我没有吸引力，而是在香港，同事们都很忙，都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压力，只有到了晚上才有沟通的机会，我也不想多打扰他们，事办完了赶紧往回跑。回到深圳一种失落感就会加深。伙伴们都在香港，而我在深圳孤军奋战，心中的感觉自然不好。在深圳我是和其他部门尤其是军事部的同事合作，大家并不熟悉，因此最初的时候，那种远离大部队的孤单感当然会有。这也是加重紧张心理的部分之一。

往后大家熟了，日子就好过得多，加上负责海军报道的张恒、负责空军报道的刘爱民都是我们部内人士，大家时常见面，趁闲的时候，聚在一起喝喝酒，把彼此的紧张心情分担一下，相互扶持的感觉就好得多了。

尤其要提的是和我紧密合作的编导兼摄像——军事部的谭湘江。这位拍过《望长城》《大三峡》的“大腕级电视人”，在我们合作的二十多天时间里，乐天的性格加上对情况的熟悉，成了我最好的心理医生，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我的感激是要说的。

从忙碌中忘掉紧张，到好友常聚和同事的扶持，在深圳的那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为直播做着内容准备，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是通过各种方式调适自己面对直播的心理。时间已过去很久，但那一段时间里，自己心理上的紧张一步步走向舒缓。这其间，心路历程的艰难让我至今难忘，而且我相信，这种心理历程，在很多同事心中都有。由此也同样可以看到，第一次的不易。

熟悉情况、演练、调整心情，中间的报道计划也因各种原因一变再变，时间一步步推进到最后一刻，在回归还差最后一天的时候，我和谭湘江去进行最后的演练。那是晚上灯亮时分，在落马洲大桥上，谭湘江告诉我：这座桥上有一条管理线，虽然桥两边都有各自的海关，但无人区的这条管理线才是内地与香港真正的界线。我说那为什么不在这儿报道呢，而在当时，这个点并不在报道计划内。我和谭湘江马上决定，咱们就在管理线这儿给香港总部演练一下，争取这个报道点。

由于当时我们是实战演练，因此带着各种设备，香港总部能看见我们的信号，于是我就在摄像机前给香港总部的孙玉胜主任力陈在管理线报道的种种好处，并用图像把这儿的情况演示给他看。

效果很好，孙玉胜主任在信号中看到这个位置的独特性，马上同意了我们的计划。于是就有了高收视率的“驻港部队越过管理线”的现场报道和与此相关的经典镜头。

这是在香港回归之前，我采访驻港部队政委熊自仁的工作照。现如今，他已是驻港部队司令，但我至今仍觉得当时驻港部队司令和政委的名字很有趣，司令叫刘镇武——威武之师的司令，政委叫熊自仁——仁义之师的政委。

后来在报道中，水均益呼叫我：“白岩松你在哪儿？”以至于回京后，谁见着我都问这事。我想问题可能正出在这最后的转变上。当时我们正在管理线上，而信号却停留在前面的内地管理线上（也就是原定的报道地点），而与大系统的沟通由于事无巨细的繁杂可能将这一情况忽略了，因此呼叫不到是必然的。短暂的混乱和空白换回的却是一个高价值的报道地点，利弊得失容易算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