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辈子的奋斗，就是想装得像个人（第2/12页）

“文革”期间，于坚没有停止自己的阅读。“在1973年左右，开始大量地阅读西方以及俄罗斯的18世纪、19世纪文学，我说的大量是有一本读一本，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那些书都是前几页已经不知所终，书皮是肮脏的牛皮纸，我记得那时候读书，最头疼的就是要猜开头，后来我发现对经典来说，没有开头也无所谓，中间撕掉几页也不影响。像《红楼梦》，读20页也可以知道它的伟大，像《论语》，瞟一句也可以受用终生。早年，《鲁迅全集》、惠特曼的《草叶集》对我影响很大，在人生观上，我接受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张映光：《于坚：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1975年的一天，于坚骑着自行车经过昆明市华山西路，遇到一个男子，手里拿着两本小书，表示要卖，又担心被人揭发，显得畏首畏尾，鬼鬼祟祟。于坚把书拿过来一看，是泰戈尔的《飞鸟集》和《园丁集》。此前于坚从未听说过泰戈尔的名字，但只读了几页，就被彻底征服。问那人价钱，对方回答说3元，而那本书的定价是1角5分，整整翻了了20倍。当时于坚在工厂上班，每月工资才15元，但于坚毫不犹豫地将《飞鸟集》买下来。这是于坚有生以来买下的第一本堪称“昂贵”的图书。回家读完后，又转给朋友们读，由于大家都很喜欢，便有朋友将书中内容刻了蜡版，油印了十二份，人手一册。

很多年以后，于坚提起此事，仍然激动而自豪：“我相当幸运，当我21岁的时候，泰戈尔来了，他是最适合这个年纪阅读的诗人。他充满神性地歌颂了自然，万物有灵，那正是云南高原给我的心灵经验。云南是一片原始淳朴的土地，各民族的部落中住着众神，河流高山森林百兽都是神的化身，就是‘文革’时代高音喇叭的喧嚣也不能将它们驱除，它们已经来到在我年轻的心中，直到我读到泰戈尔的诗，它们才在我的心灵中出场显身。泰戈尔是诸神的使者。”（《诸神使者泰戈尔》）

由于阅读的广泛，1980年于坚进入大学读书，老师给学生开列书目，于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读过了。

然而，并不是因为广博的阅读才造就了今天的著名诗人于坚，早在考上大学的很多年前，于坚便开始了自己的“涂鸦”。1971年，于坚就开始了古体诗歌的写作，虽然最终没有坚持下去，但这种训练也不是毫无意义，至少它锻炼了于坚的诗歌语感。

1975年，于坚坐在工厂里的一堆废钢材上吃午饭的时候，读到了抄在信笺上的食指的诗歌《相信未来》，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激动，毕竟在此之前，他已经阅读过了前面提到的不少外国文学作品，他的心目中没有“中国诗坛”这个概念，他的抱负和视野要广阔得多。在于坚看来，《相信未来》还不如自己的朋友曾立的诗歌。

1976年，于坚与朋友在工厂办了个大字报专栏，纪念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并写了一首普希金式的诗歌。随后，于坚开始了自己的比较正式意义的创作，他的手抄本作品集已经在部分朋友和大学生之间传阅。1979年，于坚在昆明的一个地下诗歌沙龙里读到了北岛等人编印的《今天》，激动不已。当时他参加了昆明一个文学刊物《地火》的活动，首次在人群前朗诵自己的诗歌。朗诵完，在场十几个人同时热烈鼓掌，于坚这才发现自己的诗歌竟然有这么多人喜欢，对写作的热情一发不可收拾。

二

于坚考了三次大学。1977年，于坚参加高考，据说语文成绩在昆明排名第二，但体检时因为幼时注射链霉素过多所导致的耳疾，没通过体检而未被录取。1978年，于坚再次参加高考，成绩超过录取分数线，被昆明师专（现在的云南师范大学）录取，但害怕体检而没有去。1980年，于坚第三度参加高考。这次于坚学乖了，请一个朋友顶替自己参加体检，顺利进入云南大学中文系读书。那个时候，于坚已经26岁，是全班年龄最大的几个学生之一，而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只有17岁。

读大学之前，于坚一直是工厂的工人，干过铆工、电焊、搬运、农场工、宣传干事等工作，算起来只读过六年书——五年小学和一年初中。考大学时，外语和数学都只得了几分，能够考上，主要得益于语文和历史的高分。

“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有从地狱奔天堂的感受。”在吴怀尧对于坚的访谈文章《写诗取悦世界》中，于坚这样回忆他那一阶段的心理历程，“大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曾经只想当个优秀的工匠，在工厂我一开始最想当的是木匠，我喜欢木头。后来开始写诗，很向往传说中的大学，大学关门多年了，在民间已经成为圣地，在中国，大学其实就是文庙。有时候听父母偶尔谈起他们的大学，很是向往，他们很自豪，仿佛藏传佛教里的出家人一样。……进大学我真的有摆脱地狱的感觉，还经常做噩梦自己又回到了车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