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第5/16页)

在黑暗中,人们在奔波,“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在黑暗中相互交错,却彼此难见,这个时候,连天空都不再博大,“一无所有”,所谓的安慰又值几何?

大地广阔,却徒有其表,人们注重的仅仅是索取。“丰收之后”,土地被抛到一边,独自荒凉,而贪婪的“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只留下空荡荡的土地,以及那些死去的、埋在地下的人。

“草叉闪闪发亮,稻草堆在火上”。作为丰收之后的遗物,稻草显得多余,人们将它叉起,将它们堆积起来焚烧,成为次年再次索取的肥料。而作为“战利品”的稻谷堆在黑暗而寂静的谷仓里,虽然仓库饱满,却是另一种荒凉,因为它们即将等到的是死亡——“我在丰收中看到了阎王的眼睛”。

第五节和第六节,画面有了动感,鸟群飞起,人走在路上并且歌唱,大风刮过山冈。诗歌开始有了一些亮色。“我”的思绪也从最初的由亮转暗的孤单(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转变为洞悉世事之后的坦然(黑夜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走在路上/放声歌唱”,目光越过了山冈,直抵“无边的天空”。

荒凉、伤感、决绝的情绪,配以优美无比的词汇,构成了海子诗歌直抵人心的力度。这种悲伤与期待交错,希望与绝望纠缠的情感,怎不令人浮想联翩?

因为对海子作品的喜爱,我顺带把部分注意力停留在了海子的校友戈麦和海子的老乡陈先发身上,他们具有与海子同样的才华。我先后邮购了南京出版社出版的《海子、骆一禾诗集》和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陈先发诗集《春天的死亡之书》。1995年,又购得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戈麦诗集《彗星》。戈麦与海子有相似之处,同出于北大,诗风都相当抒情,而且都是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他的《献给黄昏的星》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但戈麦的大部分作品很驳杂,甚至近于臃肿,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并不多,这也许是后来人们很少提及他的诗歌的原因。

而我留给陈先发的时间极为短暂,除了1991年和1992年在《诗歌报》上多次读到,1993年后,我几乎把这个诗人遗忘了。到了1994年,沙光编的《中国诗选》出版,我再次看到“陈先发”几个字时,已恍若隔世。好在近几年陈先发又重现江湖,并且日益精进。

2000年以后,我仍然偶尔会阅读海子的作品,但已经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希望给他一个定位,一个完全属于个人趣味而不理会世俗标准的定位。比如他与西川和骆一禾之间,谁更优秀?为了这个问题,朋友们在酒桌上多次争论过,当然,这样的争论从来就不可能得出结果。

对于海子诗歌的抒情性,同行们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比如周伦佑就曾在文章中表达过对“海子作品泛滥”的担忧,认为海子作品的流行使中国当代诗歌的探索成就毁于一旦。另一些批评家和诗人还保持了对诗歌的抒情性的警惕,他们认为,诗歌的抒情是矫揉造作的,诗歌发展到今天,抒情应该被抛弃。

我并不认同那种将诗歌中的抒情认为是“矫揉造作的”的论断,抒情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说,在诗歌中不合时宜地、矫揉造作地抒情将被抛弃,我同意。其实,无论在什么时候,在诗歌中矫揉造作地抒情都会被人抛弃,有的抒情诗歌之所以不被“抛弃”,要么是它能够将“矫情”的成分掩饰得天衣无缝,让普通读者难以察觉,要么是因为它们表面上看起来矫情,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辨别这些微妙的差别需要慧眼。一句话:抒情的诗风没什么不妥,只要它不是为抒情而抒情。

曾经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诗歌就是探索,就是求新,就是不能使用“陈旧”、“老套”的词语。这是一种误解。在诗歌创作中,词语与技巧本身没有优劣之分,关键是如何将它们与需要表达的内容达成平衡。“陈旧”和“老套”并不等同于“陈词滥调”,杰出的抒情同样能增强读者对生活的理解,对现实的重新发现。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这首短短的词中,出现了春花、秋月、往事、小楼、东风、雕栏玉砌、朱颜、春水等庸常的词汇,但它们经过诗人的艺术处理和精神的灌注,再与诗人的命运衬映,呈现出何等生动和刻骨铭心的情景!

也许有人会认为《虞美人》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海子这首《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