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4/11页）

托克维尔在其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了一个被掩盖了的历史镜面:被人们普遍攻击的大革命的种种劣迹，其实是旧制度的遗产。于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偏袒旧制度而竟不加以谴责?

某一种理论被概括为“不断革命论”。革命到底有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有没有一定的范畴?倘若有，它可以是无限扩展的吗?

在鲁迅那里，革命的边界是清楚的，有限的。 1927年，当他带着梦幻来到被称作“革命的策源地”的广州以后，相当集中地发表了一些有关革命和革命文学的言论。他认为，“'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就是“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无论暴力与非暴力，倘一味维持现状，便不能称作“革命”。相应地，这时候的文学，随之颂扬新政权，“奉旨革命”；甚至在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都不能称作“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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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自主性思想得到人们普遍的颂扬，尤其是人文主义者。在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自主性原则是启蒙运动时期基本的价值标准之一。

中国新文化运动如此。

世界上任何思想解放运动也如此。

罗素说:“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天才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了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

中国新文化运动则通过移植西方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和思想观念，从而创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气氛的活跃程度，可以与古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相媲美；但是，那已经不复是王权时代的游士的代言，而是知识者自由个体在民族历史上的首次亮相。

别尔嘉耶夫说到恰达耶夫对法国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哲学家梅斯特尔和博纳德，以及德国哲学家谢林的思想遗产的继承时，说：“对于西欧来说，这些思想是保守的。而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些思想则表现为革命的。”

中国的情形与俄国极为相似。在辛亥一五四时期，许多西方的保守的、过时的思想，也都成为了中国的革命的思想。

在正统意识形态中，集体从来享有比个人更高的价值，集体主义则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怀有天生的敌意。

新文化运动在“个性解放”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具有抗击力量的知识者个体。这些个体从内心里摆脱了宗法社会的权威，而在事实面前，保持着自主和自由的情感，独立地作出自己的决定。从家族类似性来说，这些先驱者更像德国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者群，而不太像重社会秩序的法国式的自由主义者，也不像谋求政府参预的英美式自由主义者。

五四时期的新“偶像”，孤独的斗士易卜生，一生标榜“自我”。他鼓懂说：“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强烈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一时会促使你我把同你自己有关的东西看成是惟一有价值的和重要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一切当作是不存在的东西。不要把这个看作是我的兽性的一种表露。要对社会有益，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展自己的本质。”

“个人主义”一词，最早来自欧洲人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来源，即启蒙运动的思想的反动。法国革命证明了这样的思想，即:个人理性的行使，将有损于国家的稳定。这种观点，可以远溯到法国天主教复辟主义的思想家那儿去； 而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思想家中间，把个人理性看作是联合的致命敌人，也相当普遍。卡贝认为，自世界诞生以来，是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制度造成人类的分裂和两极化；布朗基亦断言，共产主义是个人的保护者，个人主义则是他的根绝者。作为一个术语“个人主义”被系统地使用，还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

但是，个人主义也有另一种阐释。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承认，“个人主义的原则把个人从社会中剥离出来，使他成为了周围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唯一评判者，赋予他以登峰造极的权力，而没有向他表明他的责任，使他沉湎于他自己的权力，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则宣布自由放任。”但是，他依然热烈赞扬和高度评价个人主义的积极意义。他说：“个人主义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它为被抑制和压迫达如此之久的人类思想提供了呼吸的空间和活动的范围，使人类思想恢复了自豪和胆魄；使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独立地判断全部的传统、时代，他们的成就以及他们的信念；有时把人置于充满着焦虑、危险的独立无援的境地，但有时却又使他充满着崇高的庄严之感。而且还使他在无穷尽的斗争中，在普遍争论的骚动中，能够亲自解决自己的幸福与命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