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3/11页）
精神大于物质。
物质是具体的，为精神所包容，所渗透，所改变。其实，精神也是物质，一种异质性物质。古代把“五行”一一金木水火土一一看作“生化之源”，精神当是第六元素。在现代，没有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参与，“现代化”的生命源泉一一现代性一一就有可能枯竭。
然而，作为精神的、观念的民主与科学，毕竟缺乏社会的强大的物质基础，失去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依托，所以五四过后，“娜拉走后怎样”也就必然成为面临的一个象征性的问题。
历史的悖论。
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思想知识界虽先后发动两次被命名为“新启蒙”的运动，但都旋即销声匿迹了。无论时间的长度，还是震荡的幅度，都无法与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相比拟。作为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后者虽然夭折了，但是，它仍然以“破坏主义”的革命姿态，和所揭示的系列重大的文化命题，成为中国知识界乃至全社会的发掘不尽的精神资源。
三十年代的“新启蒙”，从思想到组织，都受制于一定的党派性。救亡不是必然地压倒启蒙的。鲁迅就是在救亡声中坚持启蒙的例子。在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难时刻，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要不要做奴隶?做谁的奴隶?是不是做本国人的奴隶就比做外国人的奴隶为好?在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中，鲁迅所以不畏“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化”的口号，其实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五四的启蒙立场。然而，他的声音很快就被一阵噪音淹没了。
及至八十年代，出版过一种名为《新启蒙》的刊物，但当压力一来，就立即停顿了。随着环境的迁流，“新启蒙”人物也便渐渐以“国学大师”的面貌出现。刊年谱，印日记，翻故纸，弄古董，功成名就，志得意满，乃至讥评起从前的启蒙者的激进倾向来。奇怪的是，有学者居然为之鼓吹，把这样一种复古主义一保守主义行为称为“另一种启蒙”。
启蒙学者是战斗的学者，十足的“刺猬”。
大约战士与学者是很难统合的，甚至天然地处于对立的状态。学者一旦批评起来，势必打破高贵的宁静，所以为保守计，首先便须过滤激情。激情是“学理”的死敌。对学者来说，雷池就是雷池“学术规范”是不能跨越的。
据说，标准学者是“为学术而学术”的，正如标准文艺家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但是，在启蒙时期，却几乎没有哪一个知识者不是“为人生”的，虽则打着学术和艺术的旗子。
启蒙运动的落潮，乃从知识者自身的蜕变开始。
4
革命从产生之日始，便遭诅咒；甚至连革命者后来也都回过脸去，跟着痛骂起来。
流亡者梁启超，这样讲说革命的恶果：“革命只能产生革命，决不能产出改良政治。”“文学革命”的旗手之一，启蒙主义者胡适说：“我们很诚恳地宣言:中国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专制而制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悬空捏造革命对象因而用来鼓吹革命的革命。”
九十年代复有著名学者联抉登台，宣称“告别革命”！
一一革命到底是什么呢?
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又说人“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当被压迫者起而维护自己的生存权，而又遭到阻遏时，革命便成了自然的选择。所谓“逼上梁山”，革命的情势其实早经历史安排停当，说到底并非出于革命家的蓄意的宣传。
革命倘能和平进行是好的，可惜不能。革命往往免不了污秽和血。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也就只能以最小的本钱换取最大的利息。至于连本钱也无须支付的便宜买卖，无论如何鼓吹，史书上是不见纪录的。在今日的中国学者看来，英国政体恐怕是最稳重最具风度的政体了罢?其底座仍然混有昨夜的血渍！
“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以必要的牺牲表达社会正义，而在实质上，它是敬畏生命的。在这里，生命是复数，也是单数。当革命同生命个体发生关系时，它应当成为个人主义一自由主义的守护神；但同人类群体联系起来时，它就是人道主义的伟大的母亲。
既有革命，必有反革命，亦有伪革命。鲁迅指出，中国有一个革命党，就是靠造反起家的“阿Q党”。但是，国人对此竟毫无反应。
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
法国大革命乃是革命的经典之作。
对于法国大革命中使用暴力，历来褒贬不一。有一个美国人摩尔，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极力为之辩护。他指出，革命是随着贵族的攻势开始，而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激进的。当时的立宪议会，一群在起义中被挽救的执法者，在旧制度走向灭亡的重大时刻，确曾颁布过一些法令，实行公开选举，废除个人的封建租金义务，废除官职出售，以及禁止“什一税”，等等；但所以这些，都是在手枪的威逼下，在普遍的政治动乱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摩尔说：“如果我们不顾当时的背景，用统治阶级愿意作出让步这一现象来证明革命激进主义是不必要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当时的形势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他认为，“用暴力摧毁旧秩序，是法国走上民主制漫长道路的决定性的一步。”针对把暴力与专制并论的陈腐看法，他进而指出，暴力的积极作用不容低估，整个西方民主道路的起点就是暴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