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在失败时要自尊，要不屈不挠；在胜利时要谦和。（第2/11页）

我们从梅奥医院转院到了明尼阿波里斯市的弗吉尼亚派珀癌症研究所，这样可以离家近一点儿，在这里等着死神的降临。

我开始准备自己的葬礼。我给我小时候的牧师写信，计划并写下一系列葬礼需要准备的事项，列出我最后的愿望，甚至还计划好了葬礼之后的宴会。我本来还想给你们兄弟三人和克莉丝汀写信，可我已经留下了22年的日记随笔，还要再说些什么呢？

在派珀癌症研究所，新的医疗团队为我研究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他们认真听我描述病情的前后反复。相比之下，梅奥医院的医生只是无奈且无助地盯着我。我并不是去派珀癌症研究所寻求第二诊断的，但是他们却真的对我做出了第二诊断。

梅奥医院的医生略去了几项检查，因为他们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几项检查都不会对胰腺癌的治疗方法产生任何影响。当然，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前提是我确实是患有胰腺癌。

三周之后，在感恩节的那天，派珀癌症研究所的病理学家们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他们发现了之前两家医院两个医疗团队都没有发现的事实：我并没有得胰腺癌，而且我的病跟胰腺根本就没有关系。

我得的是胃肠间质肿瘤。虽然目前这种病也没有治愈的方法，但是通过化疗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　*　*

很小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品尝失败的巨大痛苦与成功的万分喜悦。我父亲喜欢赛车。在我14岁以前的每个周五和周六的晚上，我们都非常兴奋地为即将在明尼苏达沙科皮赛道公园举行的比赛做准备。

那时候每个夏天，我都看着“疯狂丹尼”驾着他那辆1957年黑色金边的雪佛兰（Chevy），在1/4英里的沥青赛道上急速前进，当时那种心情的跌宕起伏是后来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车子的发动机盖和前护盖上喷绘的是烈火图案，车门和车顶上刷着红白切边的数字“26”，微微倾斜的前轮胎有助于在弯道斜坡处控制车速。

那个350立方英寸的小发动机没有消声器，每次启动就发出低沉的怒吼声，这声音让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我们知道每周都会有比赛，但是每次父亲启动发动机，把车放在拖车上做赛前准备时，我们兄弟几个都感到极其兴奋。那时我们对明尼苏达州以外的赛车比赛毫无了解，因此对我们来说，父亲的比赛就像纳斯卡比赛一样。

到了比赛场地，我们兄弟几个就跑到看台的后面，找到那边两棵相距20码的大树。经过一番激烈的争执，确定好谁是26号之后，我们就绕着这两棵大树开始一场20圈的模拟赛。相互碰撞是可以的，但是情节恶劣者就会得到一面“黑旗”，意思是“被罚下场”——这个规则不需要裁判来执行，因为我们毕竟都是绅士。

有那么两件事情我们一直很想做，却一直得不到允许：一是和父亲一起开车参加比赛，二是在比赛过程中待在维修区内。比赛结束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去维修区。但是因为不知道比赛过程中这里发生了什么，所以维修区对我们来说一直充满了神秘感。如今，只要想起当年等着那些大木门被打开的时刻，我仍然能体会到那种强烈的期待感。

一天晚上，我们来到父亲停放卡车和拖车的车位，那里场面一片混乱，气氛极其紧张。是有人打架吗？不是。是有人受了重伤吗？比这还糟糕。是父亲的车被“买走”了。根据当时一项很神秘又很少见的规矩，如果你赢了这场比赛，那么另一个车手就可以以150美元的价格“买走”你的车，而买主的车就归你所有了。当然，你得到的这辆车往往是一堆破铜烂铁。

人类的情感是多么持久啊，即使是3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时，我的眼泪仍然会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们兄弟几个眼含泪水，默默地看着那个大魔头基因·克鲁格开走了我们心爱的26号。用“憎恨”这个词也许太过了，但是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我们换回了什么呢？一辆粉红色的破车，仅仅在车门上刷了一个“X2”。我们都被震惊了，我们不仅要忍受车被夺走的愤怒，而且还要忍受换回的一个丑八怪。

父亲面无表情。那天晚上，他和他的队友们翻遍了维修区，把每一罐他们能找到的黑色喷漆都用上了。到了夜里11点，其他人都疲倦地回家去了，只有父亲还留在那里，直到要把那辆车改装到自己满意为止。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在和他的队友们扑在车库里七个晚上之后，父亲开着这辆改装过的车参加了比赛，不仅打败了基因·克鲁格，而且还赢得了整场比赛。我们并没有对着克鲁格吹嘘或嘲笑他。胜利本身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