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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利民到我们家的真实目的是找我的三姐，三姐私下里常帮着王利民干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母亲怕三姐过早的谈恋爱，旁敲侧击地提醒她还是个学生，三姐说，您想哪儿去了，人家王利民有女朋友，在南边军队里。

母亲问在南边哪个军队，三姐又不说了。

三姐有什么活动爱拽上老七，比如参加北平学生合唱队唱歌什么的，我长大后也参加了北京女一中的合唱队，所唱的歌曲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慷慨激昂得厉害，只要一听到我在后院里大声唱歌，老七就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屋门关上了，大概是他想起了我们的三姐。我问过他，三姐都唱过哪些歌曲，老气说有“五月的鲜花”，还有“国际歌”，两个相比较，他更喜欢第一个。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

……

“五月的鲜花”很抒情，有点儿悲壮凄凉，很符合老七的性格，他给我唱这首歌，总是唱到“抗战不歇”就不再往下唱了，我知道，下面的词是“被压迫者，一齐挥动，挥动拳头”，愤怒、不平、澎湃、抗争，几乎是跺着脚在喊。老七不习惯愤怒，不习惯抗争，他中意的其实就是“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句。至于那首欧仁.鲍狄艾的名曲，三姐在家里教他，他是连嘴也不张的。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

老七说“国际歌”调子太沉闷，太压抑，嗡嗡的，有绝望挣扎之势，无奈悲怆之感。老七的感觉是对的，后来影视作品中，革命者英勇就义时基本都有“国际歌”做烘托，以致让人们有了条件反射，只要“国际歌”一响，就是有人要牺牲了，并且这人是死定了，再没有挽回的余地。

老七学不会的“国际歌”倒让看门老张学会了，如同老七只喜欢“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样，老张只喜欢“国际歌”里的一句，“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有一天父亲从工厂回来说，职员的办公室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理直气壮，动辄便进来找小王“谈事情”，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装得很“普罗”，商量事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父亲作对。

父亲说王国甫的三个工厂，八个车间，二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昨天机器压了手没来，九个都齐了。是王利民把他们召集来的，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更加上一个七舅爷的儿子钮青雨，上班没一天，就把裁员名单搅和个稀巴烂，不知是胡闹还是成心作对。

我父亲说他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给老同学出的，因为这个给他的同学添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老同学儿子的情况告诉老同学。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的那个……有关这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他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望重的学者，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一开始就过世了，否则“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压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也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王国甫的织布厂，连同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闹腾，北京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裁员，举行了大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自来水厂也罢了工！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织布厂的工人代表谈判地点就在盛义织布厂。工厂大门里，太阳光底下，两张桌被并成一个长条，一边坐着王国甫，一边坐着以王利民为首的工人代表们。王国甫觉得很别扭，对王利民说，有话咱们到家里说，到办公室说，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

王利民说，这里很PRO， 也很透明，这是再好不过的谈判地点。

王国甫说，我跟你，在这儿……我还是不习惯……

王利民说，我跟您，现在不是父子关系，我的背后是一千多工人，我是工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