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跋

拾岁纪

说起这十年，一时间不知从哪里开首。

姑祖母家的平安夜。我站在天台上，远处是西贡夜色里的一湾海。明暗间是散落水中的岛屿。浅浅的海浪激荡，岛屿便是浮动的船。

院落里灯影阑珊，圣诞树兀自精神。夜已微凉，姑祖父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坐在藤椅上打瞌睡，家人早就叫他回房。但他不愿，不愿意错过热闹。宁愿做这热闹里的布景，才会甘心。客人早都散了，热闹却还是浓厚地在餐桌上、草地间堆叠。小狗不知倦，将李医生的双胞胎留下的玩具叼着，在院落里巡游。姑祖母还在絮絮地和母亲说话。讲的依然是往事。这夜里，将陈年的事情都释放出来，稀释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的家族，与这城市无所谓渊源。出现人生的交叠，只在历史的关隘。抗战伊始，祖父从教授任上退下，辗转到此，是因了旧派知识分子的良心。终于匆匆地还是离开，这地方不是久居之地。姑祖父母，留下来了。他们都是浪漫的人，革命的浪漫主义，经历了现实的考验。姑祖父是香港人，追求姑祖母用的是艺术家的爱国心。建国初期，背弃了家庭来到北京。成就了中央歌剧院一段千里姻缘的佳话。然而，终究是单纯真实的人，一九六〇年的时候，双双发落到了东北。这其间的艰难，用音乐与乐观倾轧过去，居然也就水静风停。终于回到故里，站在罗湖桥上，姑祖父泪眼婆娑，向左望去，招展的旗帜仍红得悦目。这是十多年后了。

时光荏苒，四十年也总是留下痕迹。变不了的是姑祖母的乡音。将近半世纪的香港生活，老人家还是地道的老北京的女儿。说起话仍是利落爽脆，讲到兴处，仍是朗声大笑。

旧年我博士毕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了典礼。一家人拍了照片，冲印出来。姑祖母看着笑着，终于有些动容。她指着这巨大的建筑说，看，颜色都旧了。我来那会儿，还没它呢。它现在都这么老了。

千禧·劝学

我来到香港，在千禧年的尾声。不算冷的冬日下午，黄昏的光铺张下来，也有些暖意。下了车，走上了一条叫作“高街”的街道。这条街的陈旧出人意表，窄窄地从山道上蜿蜒下来。两边是陡峭的唐楼造成的峡谷，阳光走进来，也被囚禁了声势，成了浅浅的一条线。和南京的阔大街道相比，这条街的逼狭让人有些许的不适。再读了《第二炉香》，发现张爱玲写到这条街，用了一个词“崎岖”，终于有些感叹，张的文字实在是老辣简省。

与高街垂直的阶梯，竟然也是一条街，叫作“兴汉道”。咫尺之遥，分布着几家文具铺和影印店。都是在做学生的生意，竟也十分的兴旺。这兴旺间，暗藏着潜在的竞争。有家叫作“艺美”的，做的是家庭生意。有论文订装的一条龙服务，婆婆管收钱，儿子和儿媳则是劳力。孙子是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负责些零杂的活计。一家人的神情都很勤勉。他们的竞争对手，是个壮年的男子，人称“肥仔”，设备比他们先进些，店堂也整饬些。但都传说他其实是个“无良商人”，所以在港大几年，也并没怎么帮衬过他。这条路的尽头，叫作般咸道。“般咸”是香港的第三任港督George Bonham的姓氏。香港的翻译，因为受了粤语的影响，减省而生僻，就如同将Beckham译为“碧咸”，Zidane译成“施丹”，多少有些不着调。这道路是西区半山上的主道，曲折漫长，连接坚道和薄扶林道。坐落了许多的名校，像是“圣保罗书院”等等，环绕了香港大学，几乎带有一些预备役的性质。

港大在这条街的中段，可以看得见校门口的石牌坊，掩映在绿荫里面。和内地高校大门的气派不同，这座老牌的殖民地大学，有些深山藏古寺的意思。底气是内里的，有孙中山，陈寅恪与朱光潜的过往，渊源便也不用多说。

从校门右手的车道上去，便是本部大楼，米色的巴洛克建筑。有的是繁复的回廊与凸起的钟楼。地形不简单，文学院办公室在右手的位置，我去报到的时候，竟无端地绕了一个大圈。正门的地方，是陆佑堂，这是港大的礼堂。后来听过的许多演讲，都在这礼堂里进行。到了学期末的时候，这里便是全校学生high table（高桌会) 的地方。港大的精英教育，落实在细微处。到这一天，少年男女们便严格地要盛装出席，煞有介事。这是一种锻炼，你要克服你天性的羞涩与胆怯，让自己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所以，这礼堂又兼有Dancing Hall（舞厅）的功用。不过，晚近它的著名，却是因借它拍了电影《色·戒》，做了王力宏和汤唯们演练爱国话剧的布景。这电影在校园里细水长流地挑选群众演员，每每可以看到，几个本校剧团的学生脸上都笑得很欢乐。那时候，我的学位论文正赶得如火如荼，从办公室里出来，疲惫地对他们望一眼，看出他们的欢乐也是加倍的。这礼堂，多少是有些凋落了。堂皇还是堂皇，老旧是骨子里的，一百年的光阴，外面看不太出来，却已蚀进了内心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