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华尔滋（第3/15页）

这位道台大人（是否毓贤？待考），不知得了洋人什么好处，还是让洋人的洋枪洋炮吓破了胆（无非这两端，非此即彼。正如不亲外则仇外，不媚外则排外一样，中国人好象特别喜欢走极端不可似的），给皇上打了这个报告，认为博士的外曾祖父“折冲樽俎，竭力斡旋，时作持中之论，议论公允，慷慨陈词，少有偏袒之意”，并且说：“齐鲁一地，教案迭起，民教纠纷，了无宁日。”这位道台的主旨是想把洋人推荐给朝廷，认为洋人的事，若由洋人他们自己来调停处理的话，或许比较好办些。

好一个卖国主义的主意！

皇上居然没扇他大耳刮子，算他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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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贤很快由兖沂道到省里来主政臬司衙门，大概在现在的济南市三山街一带，类似于当下的公检法部门吧？也是很有权势的。此人以“善治盗，不惮斩戮”[2]闻名，很显然，是一个蘸着老百姓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官吏。

直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巨野教案发生，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张汝梅接任这份差使，民教冲突，此起彼伏，实在维持不下去。于是清廷把一度调往湖南的毓贤，又请了回来，接任山东任巡抚一职。虽然成了封疆大吏，但那些焦头烂额的教案，使他穷于应付，根本没安生过。

应该说，这位毓大人，是总结了前任被革职的教训，上任后对洋人还是竭力周旋，想坐稳这把交椅的。

尽管他没有少镇压百姓，大刀会的人死在他手下的，也不在少数。当他作为臬司，和兖沂道的锡良处理巨野教案时，也是胡乱抓人，刑讯逼供，滥编供词，很想讨好洋人，以便了结此案的。连教士薛田资都认为：“中国的官僚把几条人命看得一钱不值。大约有五十人被抓了来，有一部份人很快就释放了，有一部份被严刑拷打致死。有的死于牢房里的传染病，牢房里几乎一直有传染病流行。七人被判罪，其中两名被杀头，其余五名被判为无期徒刑。圣诞节刚过就开了斩，为了警告其余，砍下的头被涂黑了，在城东门上挂了好几个星期。”

“对这一不公平的事情，我束手无策，象往常一样，我去拜会知县，请求他公平处理。可是我得到的回答仅仅是美言相许而已。更为不幸的是，连这个知县也被革职了。”

“凶手还是那个义和团，而义和团据说是‘全部都已消灭了’的。1895－1896年，毓贤接到‘严行禁止’义和团的敕令以后，也曾向北京报告说，他已经执行执行了这一敕令。他因此加官晋爵，很快成了山东巡抚。因此，让这个知县冒险向上面报告，说还有义和团，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苦恼啊！特别是对七个囚犯的判决已经得到皇帝的批准。复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否则，按照中国的法律，毓贤就得掉脑袋。”[3]

尽管如此，洋人还是不满意他，到底将他轰出山东，由袁世凯总揽大权。甚至后来毓贤回到北京，让外国人压着，硬是坐了一阵冷板凳，去太原任山西巡抚，也不放过他。

1900年3月15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爵士拍给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侯爵的电文中，这样写道：“关于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情况，我已于本月10日电告阁下。现在，我必须报告：前任该省巡抚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山东近年来发生骚乱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这位官员对反对基督教的结社抱有同情；这里的各国使节对他行为提出了强烈抗议。

当我向总理衙门谈论到卜克斯先生案件时，我曾警告他们说：如果卜克斯先生案件的解决不能令我满意，我必须坚持惩罚巡抚，因为他对该省的混乱状态负有责任是毫无疑问的。我们知道，该巡抚由于教案而被免职，并且美国公使曾经正式要求永远不再录用他。”[4]

在稍后一些日子里，这位公使致外交大臣的电文里，仍然表明他要给当时的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对他们任用毓贤表示不满。

“我们迄今尚未收到总理衙门对3月10日照会的答复；昨天，我阅读了任命前山东巡抚担任山西巡抚职位的官方通告，使我对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抱有严重的疑虑。山东反对基督教结社的成长和逍遥法外，普遍地被认为是由于这位高级官员所给予他们的同情和鼓励；他的行为在过去若干时候以来已经成为好几位外交使节提出强烈抗议的主题。总之，毓贤被指定担任如此重要的一个职位，不能不认为是中国政府方面对列强的意见和抗议特别缺乏考虑的表现。”[5]

直到1900年3月29日，窦纳乐爵士仍在坚持：“该省前任巡抚毓贤已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他是主犯。除非此人首先受到惩罚，我们便不能够坚决要求惩罚那些较低级的官员，因为他们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命令行事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