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华尔滋（第2/15页）

他，也就是这位胡子老外，当时，很郑重其事地问我：“你是山东人？”

我说我不是。

“山东人都是大个子。”

我回答他：“但大个子不一定全是山东人。”

“如果你不反对，我想求你一件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接了当，是个按下子弹，马上扣扳机的主。而且，对不起，决不把麻烦别人，当一回事的。才认识五分钟不到，他张嘴要我给他办事。

与立德尔博士，是这样认识的，那天伦敦真冷。

4

请原谅我把镜头闪回，1899年10月2日，那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事。

我也说不好为什么，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件久远年代里的一个场面？也许这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抚今追昔”了。

那一天，秋高气爽，万里无云，在泰安去沂州的驿道上，蹄声得得，一路飞尘地驶来了一辆教堂老爷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圣言会的副主教福约瑟大人，和拎着马棒的教堂执事，和护卫他的扛着来复枪的德国兵。

“让开！让开！”赶车的吆喝着。

挡道的独轮车，一边装着扇石磨，分量不轻，十五岁的李二全和他的爹，两个人都光着膀子，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努力地想把这不听话的车往路边靠靠，好教马车过去。洋人是惹不得的，连帽子上有顶戴的官员，都对他们点头哈腰的。

那时的驿道，说实在的，连现在的三级公路也比不上。

第一，土路，坑坑凹凹，全是车辙，第二，狭窄，会车总要磕磕碰碰，少有不骂娘入祖宗的。

“滚！”马车上的人大声吼着。

心越急，越出事，独轮车歪倒了。本来上火，赶车的再吹胡子瞪眼睛，李二全把肩上的绳子甩脱，索性去他妈的了。

穿着黑袍的福约瑟大人，在车上站起来，他说：“我凭我这支手杖，走遍山东，没有一个人敢挡我的路！你好大胆！”

他这样振振有词的时候，他和他的跟役心里都明白，在曹州被打得屁滚尿流，是另外一回事。也许，这是使他恼怒的原因，他下令他的护兵：“给我打！”

德国兵举起了枪。[1]

5

立德尔博士点起了雪茄。

“哈瓦那的，有兴趣吗？”

“谢谢－－”我不抽烟，但我提醒他，门上贴有不准吸烟的标志。

他笑了：“要是他们的邱吉尔在这里，他会服从吗？”他根本不买账。

这样子的一个自以为仅次于上帝的人，你拿他有什么招？他第一次来北京，就够折腾人的，在山东，给王所长出了个难题，要一把真正的大刀会的刀，或者一面大刀会的旗留作纪念。好象他张了嘴，别人必得照办似的，后来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好一个不高兴。在首都机场，硬是不跟王所长拥抱、贴脸告别，却和所长秘书莉莉亲热个没完。

第二次来北京，老谋深算的汪会长，满足了他的欲望，送给他一把谁知是真的，还是假的大刀。但他又提出来，半点也不客气地要求授与他一个名誉头衔，弄得我们这位老资格只撮牙花子，承认他比自己还敢狮子大开口。

所长和会长在这方面看法一致，立德尔是个很令人讨厌的家伙。

早知道，我就不该招惹他。

在伦敦，叼着雪茄烟的大胡子告诉我，他的外曾祖父曾经在山东传过教，很了不起的一位上帝的信徒，他把他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教会。给我看了这位传教士的油画象的照片，果然象圣徒那样，令人肃然起敬。还从他的文件箱里，找出来一份复印的满清政府档案递给我。

他先让我评价一下那份档案：“不会是假的吧？我花了钱的。”

我想不至于，假字画、假古董可能，但造假的满清档案骗人，下的本是不是太大点了？不过，照汪会长的话，很有点指点迷津的意味，老先生认为：中国人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有利可图，什么事干不出来呢？

不过，我宁可把这世界想得好些，但愿不是象老前辈所说那样不可救药。

原来这位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很可能曾经在威海卫圣公会教堂当过神父。

根据这份没头没尾的复印件，大致看出这位从新奥尔良来到中国的神职人员，曾奉他们国家公使的命令到钜野、曹州等地参与办理教案，并协调各列强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关系。但档案里提到的这个人，是不是他的外曾祖父，犹待核实，所以，这也是他把我拖到一边去的缘由。

他希望我回国以后，继续帮他寻找他外曾祖父的资料，可我对历史十分懵懂，这才找到我的朋友王所长。他和我是老乡，五十年代都划过老右，还曾一块儿被“改造”过几天，所以有一点友谊。

后来经他考证，这倒确是一份兖沂曹济道的奏折。他的学问显然比吃政治饭的汪会长高明，而且判断可能是那个后来成了八国联军索要的义和团主犯的毓贤干的。一个道台是无缘得见天颜的，胡乱进言，弄不好要犯僭越之罪，所以是由当时的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转呈的。由此可见这位美国传教士挺能活动，居然从知府、道台到三口通衙门，到总署，拿今天的话说，一路开放绿灯，也是不可小视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