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华尔滋

1

立德尔博士是位并不令人十分感到愉快的汉学家。

在美国，中国热早过去了，研究中国，不算是一门热门的学问。但也还有一些人在研究中国，如最近去世的费正清博士，如这位活着的立德尔博士。不过，大胡子说：“我对于中国满清末年的的兴趣，纯粹因为我自己家族的缘故。”

费正清博士，我不认识，但读过他的著作。立德尔博士，我认识，却从来没见过他的任何有关他的外曾祖父和中国的只言片字，总听他说在研究着，但也总未见他写出来。这也并不稀奇，美国是个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国家，其实，林子大，什么鸟儿会没有呢？中国何尝不同样如此！

反正谁也不会当回事的，来的都是客，那就热烈欢迎呗！泱泱大国，一向以礼貌著称于世，史学所的王所长，史学会的汪会长（请注意“所”和“会”的一字之差），当然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一番了。何况立德尔博士的外曾祖父曾经在中国几乎生活了一辈子，现在他踏着先人的足迹又来了，汪会长说：“这不正说明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吗？才让外国人仰慕不已的。”

史学所的那位挺漂亮的秘书，对立德尔博士说：“我们欢迎你到中国来寻根！”

请注意，这一点相当重要，故事所以会那么抚今追昔，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儿引发出来的。

2

立德尔博士虽说是汉学家，只是对中国人而言。在美国，他是基金会的干事。

这位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人，赤红脸膛，鹰钩鼻子，头发早歇了顶，但络腮胡子却十分茂盛的博士，实际上是一家私人基金会的干事。

老兄的那山羊毛大胡子，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他喜欢热情洋溢地同人拥抱，这还可以；他更喜欢亲亲热热地与人贴脸，那就不敢恭维了。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没办法。

这次是先收到他的一封信，告诉我，他第三次要到中国来。

我给王所长打电话，照会他这件事，他说他也收到了博士的信。同时，我给汪会长也打了电话，答复是一样的。因为是一个来访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汉学家，必须要向史学所和史学会分头打招呼。

大胡子启程之前，又拍来一份电报，要我某月某日的几点，到飞机场去接某某次的航班。以及十万火急，务必务必的话。

我认为立德尔有一个判断上的错误，基金会干事并不等于访华的一位外国元首。

我赶紧拿起电话找王所长，对方很惊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接着，我从汪会长的公鸭嗓里，也听出了同样失望的调子：“这可就日怪啦！”

3

我和立德尔博士认识，是很偶然的。

有一年，我去英国，根据主人的安排，有一天，到牛津大学的东方语言学院见几位汉学家，那是一种随便的、不拘形式的交谈，喝着咖啡，各谈各的，基本上是一个无主题变奏。

这也很好，省得成本大套。我们已经有太多的严肃和一本正经，这一点，我对立德尔颇多非议之处，但他不那么努力把自己捆绑起来，更随心所欲些，倒是让我膺服的。

三月的英国，春寒料峭，黄水仙虽然开了，但丝丝缕缕的雨，总使人排解不了心头的冷意。他出现了，这个新奥尔良的大胡子。霎时间，就热热闹闹起来。

我当时不知道他老兄是美国人，还以为是他们一伙的，也许迟到了，也许从外地赶来的。

他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握手，拥抱，贴脸。大嗓门，生硬的中国话，和雪茄烟的味道，喧宾夺主，马上全是他的市面了。

对于我们几个中国客人，不用说，热情有加。左颊右颊的优礼有加，真让人禁受不了，他那胡子好象山羊毛织的毯子似的，还有一点扎人。

这时，方知道他刚从美国来，到这儿来查一点他外曾祖父那个年代的资料。他经常来，跟此地的同行很熟，别看隔着大西洋，倒比从我家去史学所或史学会更便当些，我与这两个单位的一个姓王，一个姓汪的领导联系什么事，唯有电话，想登门朝拜所长或会长的话，真挤不起车，老骨头老肉，实在吃不消的。

想到这些，比起人家大西洋上飞来飞去，象吃馅儿饼似的容易，难免要泄气的了，真是的！

不过，若是立德尔一张嘴，他的外曾祖父为中国如何如何贡献了一生，我也不怎么爱听。当然，我未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多么多么的“革命”，对这位据说对中国还不错的传教士，有什么反感。细想一下，这种情绪，也颇有趣，或许便是所谓的“复杂性”了，就如同所长也好，会长也好，并非十分“待见”这位老外，又不得不做出十分“待见”的样子，不也是好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