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第3/7页）

有半晌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到喂奶的最后，妈妈拍着我的后背，才加了句：“你去找找爸，现在就去吧，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我想想，我先想想。”爸爸说。

等到爸爸出了屋子，他在宿舍楼外面来来回回走了几圈。爸爸心里在几条路之间纠结，心乱如麻。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等着调查组找到自己头上再想法解释，是最省事的办法，但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办法。且不说他们的解释调查组能不能听进去，即使调查组愿意采信，他们的真实情况也并不光彩，顶多是事先就将违法的事情告知了外汇局，可即便事先告诉了也还是不合法。第二条路就是跟着王老西再去南方，闯一闯争取发财。从他们第一次去深圳的经历看，这还是有可能的。这一次虽然没带着大笔资金，但是还是有很多做些倒卖生意的机会，或者起码可以帮别人做事，积累一段时间再找自己的机会。这样的机会肯定是有的。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风险的路。若是真的跟着王老西跑路了，能不能不被捉住是一回事，即使能成功暂时脱险，也意味着长时期处于不安全，风头过去前，要一直跑，也许一年，也许要三五年。第三条路就是像妈妈说的，求爷爷想办法把外汇的事情遮盖过去，或是想法找人，靠一些特殊的关系把事态平息。这条路不一定能走得通。以爸爸对爷爷的了解，爷爷一辈子最不喜欢托关系走门路，做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事，以往家里那么困难，爷爷也没有向过去的老战友和工作里认识的人开口求过一件事，爷爷骨子里耿直，看不上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更何况这次的事情这么大，就算求人可能也没办法解决。除此之外，爸爸也还有其他思虑，让他不愿意去找爷爷的思虑。

六八年秋天，爸爸十四岁的时候，爷爷被人打成右派和走资派，经受了长久的思想教育和批斗。那个时候，这本也是常见的事，爷爷在前几次反右中都没被人揪出来，已算是保了不短的平安，斗争中上上下下很多，有的人先得意后倒下，有的人先倒下后得意。但是爷爷天性不爱说话，也不爱热闹，即便是斗争里，也多半一个人出入，没和任何一派混在一起，没有派别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就没有立场，没有立场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要被打倒。到了这个时候，爷爷再沉默也躲不过去了，而且因为没有派别，任何一派也不会来给他撑腰平反，于是就成为人民叛徒。爷爷的罪名很多，解放前为国民党工作、“现行修正主义大毒草”、背离人民路线的“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者”和“美苏特务”。银行门口的大红横幅上开始出现爷爷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名字跟在“打倒”两个字后面。红卫兵三天两头到家里来，将爷爷拉到街上，在群众面前批判，批判之后就是种种变本加厉的体罚。爷爷那个时候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处长，平时愤恨的大有人在，一人打一拳踢一脚，打得骨折，爷爷的身子就像洪水下的溃堤一样倒下去。爷爷年轻时胃口就不好，这样一番折腾之后，胃彻底坏掉，伤过的腰和腿在老年转为严重风湿。批斗到了第二年，爷爷已经瘦了二十斤。

爸爸的抉择也就被迫在这个时候作出。

或许是批斗同一批人感到厌倦，或许是情绪燃烧起来就停不下，批斗的队伍渐渐把目光从台上的转移到“臭狗屎”的下一代。爸爸本来在红小兵的队伍里就被人嘲笑轻视，当不上红卫兵，时候久了更严重，被逼着选择站位：站在人民的叛徒爷爷一边，还是站在人民这边。不表态不行，表态了没有行动也不行。更关键的是，那时候爸爸自己也开始相信那些指控，他不清楚那些指控是不是真的意味着心怀不轨：五八年，爷爷反对刚出台的粮票供应制度，与社会主义为敌；六零年，爷爷打报告怀疑各地递交到银行的经济数据、公然质疑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六二年，爷爷建议给生活用品类工厂自主决定产量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阴谋。”这些被同事陆续揭出的罪状，在一次次批斗会上越堆越高。最终，爸爸在同学和红卫兵带头人的带领下，走上了高台，当着众人的面喊了口号，念了批判书，与爷爷划清界限，并在爷爷头顶上啐了一口唾沫。

就是这一口唾沫，成为爸爸心里的梗。等到他下乡时，他已经十七岁，这口唾沫开始在深夜里浮上他心头，并且变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了；十八岁时，他见到王老西挡在批斗他爹的红卫兵身前，挥舞着流氓拳一阵乱打，脸上都是血，虽然寡不敌众，但那种不要命的样子却当真把众人吓退了；二十二岁，他见到黑白电视里的审判和一系列平反；二十五岁，当他还在插队的村里流放，独自一人，眼看着周围人一一回城，他第一次那么深切地感觉到羞耻：所有人都演出了一场热烈的戏，曲终人散，各自回到生活，只有他真切地入戏了，不仅仅被裹挟到荒芜僻静处的戏台子上，还以为戏是真的。让他羞耻的不是被裹挟，而是信以为真。他觉得是那一口唾沫把他留在了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