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一零年秋天，我开始准备国考。

夏天旅行归来，一直与人见面很少，闭关复习。十一月，在没有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我通过了初试，次年二月通过了复试。三月得到录取通知，五月入职培训。

我考了国家统计局，这一点除了让妈妈感到欣喜，还让其他所有人感到意外。

没有人想到我会选择国考，即便是微月，听说之后也问了几遍，你确定吗。林叶不懂，为什么我从统计局出来又要回到统计局。何笑质疑，公务员薪水偏低，工作内容简单重复，长此以往对个人发展没有好的促进。徐行觉得可以理解，之前的工作不算是正式编制，现在进入体系，是很大的进步。吴峰则只关心部委是不是还分房子。所有这些，我都只是听着，没有解释。我看重的是另外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我自己清楚，不需要解释。

我考回北京，继续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战斗。我不适应这种庞大，但不再觉得难以忍受。生活总归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战斗，那就继续战下去好了。

一一年五月底，我正式入职开始新的生活。先是在不同部门之间轮岗，然后派驻地方，在基层统计局实践。一一年秋天，我被派驻贵阳，在一个县城统计局实习。因为有之前工作经历，基层工作显得轻车熟路。我用有限的时间在整个县城游历了一番，从街边每间小店，到县城仅有的支柱产业，一间软饮料类的加工工厂。我旁观统计局里的钩心斗角，新上任的局长性格过于绵软，高学历的年轻部门主管和老员工之间充满罅隙，本地人和外地人不睦，如此种种。县政府有白宫的恢弘气势，政府广场宽阔如同草原，华表伴着石桥，气势非凡，白日里空无一人，夜晚被跳交谊舞的老年人群占据。县城仅有的两条街道上开着零星小店，酸汤鱼和烤豆腐，网吧和 KTV。新的小区楼宇森严，几乎看不到入住。周末假期，我去周边少数民族的村寨，看层层叠叠的树丛和碧绿湖水。偶尔有集中到省城中心区的培训，酒店的会议室，昏沉的空气和抽烟的人，南方来的培训员机械地念稿子，底下人承认自己听不懂。我录入数字，查找数字，打无数电话询问数字。

实践期满一年，我回到北京。跟同单位的一个小姑娘合租了一套房子。统计局在西边，我住动物园附近的一栋老楼，骑车上下班。房子小租金贵，但好歹不算太远。工资交了房租所剩无几，如果完全不买衣服鞋子，刚好够吃饭到月末。小姑娘家是南方的，刚本科毕业，比我年轻几岁，喜欢说话，人生中只有努力工作和努力升迁，苦恼并幸福着。我几乎很少在房间里待着，把所有下班后的时间都放在国家图书馆，一周有一个晚上去大学里旁听课程。旁听的课程和工作无关，与我有关。

我开始写一些与统计相关的文章，以历史上的统计为主。为了写文章，我沉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从中文论文开始看，顺着索引找到英文论文，看得很慢。英文不好而且背景知识不够，任何一篇总要读上好久，而不断增添的列表上有上百篇必读的文章。我一篇篇阅读，进度很慢，却也不是那么想快速赶上去。比起任何事情的进度，我更在意自己身上的变化，在意阅读的字和我自己之间发生的关系。

我去旁听的是社会学和政治学方面的课程。有一个网络小组定期公布大学课程的信息，我搜索任课老师的名字，遇到感兴趣的就去旁听。旁听是一种非常良好的人生态度，感兴趣的才会旁听，没有压力仍然愿意听的东西才可能有所领悟。

我发觉政治学和我之前想象的不大一样。自己一个人耽于幻想的时候，理念是第一位的，然而现实政治学研究却脱不开现实政治。学术研究和我之前的想象也多有不同。我对哲学家的想象过于浪漫，而做学术需要课题立项、答辩会论证、申请经费、邀请合作、招募学生、论文投稿、发表成果、申报宣传、职称评比。其中的每一步都需要大量心力。

有的老师有点愤世嫉俗：“好多人动不动就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是矛盾的，以为就能牺牲自由。其实自由和平等矛盾吗？特权才和平等矛盾。”有的老师一直有着旁观的视角：“你们观察这个全权体制，有好多特征很值得玩味。你看那些维权的带头人，最后怎么被搞下去的？不是从上访这事搞下去的。有一个是说违反了计划生育，要罚一大笔钱。”也有的老师试图回归旧日的话语：“还是得把阶级概念拿回来，或者说阶层，现在的阶级分得更多更细——但不管怎么说吧，社会上这种贫富差距的固化是很可怕的事。”

我坐在角落里听着，社会呈现出乱象纷纭、张牙舞爪、变化不定的姿态，像魔术表演时满堂灯光，障人眼目。当哭着笑着活着的人变化成书里的一个分母、某一历史阶段中的尘埃或类似“群众”或“百姓”这样词汇中的万千分之一，人的意义就一边凸显，一边消失了。人在被群体扩大的同时变得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