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妈妈和爸爸在九五年离婚，那时我十一岁。

九四年我和妈妈第一次去国外看爸爸，那还是在英国，曼彻斯特。那是我们首次出国，语言不通，眼界闭塞，去机场都紧张得很。能坐一次飞机的吸引力甚至超过出国本身。飞机盘旋上升的过程中，忍住眩晕的呕吐，目睹地平线附近的风景一丝一丝扩大，心里的神奇感无法言表。

爸爸在机场接我们，从伦敦开到曼彻斯特。沿途绿色浓郁，大片草场上能见到绵羊群，有红顶小房子组成的村落。我尽力让眼睛睁大，不愿放过路上的风景，只是倦意不顾我抵抗将我淹没。爸爸那时候做瓷器代理生意，进口中国广东某小镇上生产的瓷器，代理卖到英国各个商场。爸爸说，你别看英国的茶具，摆设漂亮，一大半是中国造的，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是那个小镇上产的。我去爸爸的库里看过，破纸箱子和大包杂乱的包装里面，瓷盘和瓷杯子漂亮得让人吃惊，红色圣诞主题的花边和麋鹿图案，流畅的线条，让人不敢碰的光滑表面。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东西。爸爸说，中国人能干，广东人尤其能干，接触世界的广东人全世界最能干。

我们在爸爸特意新租的公寓安顿下来。公寓在市政府给穷人造的联排别墅中，我们租了一栋房子的一层，一个卧室加一个起居室的套间。房主是中国人，楼上楼下也都是中国人。爸爸告诉我们，楼上住的是学者，国内大学的副教授，在英国做了访问学者之后不想回国，靠餐馆打工混在英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楼下住的则是一个单身香港人，偷渡过来，打了几年黑工终于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平时不爱说话，眼神总有几分怀疑。公寓所在的街区平淡荒僻，路上连一棵树都没有，周围行走的大多是包头巾的穆斯林、拖着十来个孩子的黑人和黄皮肤。但是从侧面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街口外面的公共花园，一片草坪和油绿的树木，春日里粉色的樱花，看上去陌生而美丽。

爸爸已经在曼城住了十年。上街的时候，他走得目不斜视，轻车熟路，完全是当地人的派头，对一家家小店和酒吧随口加几句评点。这种熟悉感让我略微惊奇。我并不认识爸爸，他作为一个陌生人在十年之后闯入我的生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所生活的是完全不同的环境，而他在其中如鱼得水。这更让我觉得自己和他属于两个世界。爸爸曾做过多份工，从最初在工厂，到后来送外卖，再到后来给华人超市打工，然后做进货，做进口，到最后才做了现在的生意。他也曾在这个环境中感到疏离、孤独、举步维艰，但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曼城有一个很大的唐人街，后来听说，可能是欧洲最大的唐人街。爸爸在唐人街有很多熟人，从他最早打工的老板，到他后来曾经帮助过的学生。他说中国过去的学生十个有九个想留下来，不管是拿了公派资金来留学的，还是在国内落难偷偷混出来的。留下来很困难，英国不是移民国家，几乎不可能找到白领工作，只能在各种蓝领工作中混迹，在合法身份和非法身份之间悠来荡去，刷盘子、扫房间、缝衣服。“我也是这么过来的，”爸爸说，“可是他们跟我不一样啊，他们是大学生，是文化人，为什么这么熬着。”有很长一段时间，爸爸比他们自身更为他们的前途忧心。在每年春节期间，爸爸仍然会到唐人街帮忙，帮以前的老板摆摊卖中国年货。他在寒气逼人的清晨举着那些纸做的小龙小蛇，对路过的英国人笑脸推销，而与此同时，与他身边的留学生长久交谈。他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推促这些大学生宁可做最苦的工作也一定要留下来。那些年，爸爸对国内的全部了解都来自于这些交谈。

我们在英国住了八个月，其间我到当地小学上了半年学，妈妈去一家中餐馆做服务生。我们都完全不懂英文，我在小学里一边比划一边学，妈妈强行用声音记住了菜名，还记住了几个常用的招呼。我们单独上街的时候，只能靠猜来选择方向。

公立小学不花钱，我每星期还能从政府领到几个英镑的补贴，足够我在小学里的午餐。这种福利不论国籍，让我和妈妈惊奇不已。有时能见到拖着十来个孩子的中东或非洲妈妈，只靠各种救济养活全家。小学里亚洲学生和非洲学生很多，白人孩子反倒不是特别多，那时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有什么不寻常。我很难融入他们，语言的隔离是天然隔离。下了课大家会分成一小撮一小撮做游戏，我几乎没能加入任何一小撮。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恶作剧，抓了一些小蒺藜扔到我身上，然后怕我生气又来道歉。我没有发脾气，一直朝她笑，因为恶作剧也是游戏，而这是第一次有人把我纳入她们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