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身为举人的黄泽如一直就没办法弄明白，他们作为一群读书人，忧国忧民，热血沸腾，思想和行动激进一点，干一些皇帝不急太监急的事情是很正常的。问题是岳父大人高伯，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村野之人，一介草民，又哪来的那么多的激情和浪漫去跟朝廷较劲呢？在没有见到高伯之前，他总想，有一天如果见到高伯，他一定会就这个问题好好地问一问高伯。但是现在见面了，原先的那种念头反而没有了，他觉得自己的问题是多么的肤浅！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如此简单又简单的道理难道还用得着问吗？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百姓连吃的连穿的都没有了，为什么还要交税粮，为什么就不可以向朝廷说不！为什么就不可以造反？在中国，像李自成那类的农民阶级领袖是出得太少了，才使得政权更加昏庸和腐败，国力更加衰落。因此，从内心上说，他已经理解了自己的岳父。

而作为女儿的高兰香，在见到父亲时她悲哀地发现，几年不见，昔日年轻硬朗的父亲已经变得满头白发，变得非常苍老了。纵然千言万语，有一肚子的话想跟父亲说，但是，当看到父亲那个样子时，却一句也说不出来。那种心情很奇怪，到真的说第一句话时，却是骂她爹，向爹兴师问罪的。她说，爹，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给丢下来就连一点消息也没有了呢？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想你，我娘有多想你吗？

这话叫高伯要怎么回答呢？光绪二十三年的那场大灾荒，把福建的百姓逼上了绝路，同时也让高伯陷入无以复加的困境之中，要不是那个好心的船工把他送上了来南洋的轮船，他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原来，那船工知道高伯就是那个带领百姓抗捐的人，那是他从心里所敬仰的，况且，船工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当乡亲们把他交给船工时，船工就觉得自己接过去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良心和责任。乡亲们走后，船工问高伯道：船是要往南开呢还是往北开？那意思很明显，往南开是要送高伯到厦门，然后让高伯坐南洋的船去南洋；往北开则是把高伯送到船工的家里。船工的家就在往北不远的一个小港湾里。实际上，摆在高伯面前的也只有那么两条路，要么去南洋，一走了之；要么先在船工家里躲起来。高伯说，就往北开吧，让我在你家先躲过这阵风头再讲。船工却说，不是我不收留你，而是眼下官兵在到处找你，就是躲在我家里怕也不安全，不如先到南洋去。高伯赶紧说，不，我不去南洋，我为什么要去南洋呢？我到底犯了什么死罪，连自己的国家都不能呆的？再说，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我走了，她们要怎么办？船工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时就要屈，该放弃的就要放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留下来，对你的老婆孩子也不见得有好处，只能拖累他们，让他们跟着你遭殃，你不能再犹豫不决了，我送你去厦门吧！

高伯想想也是，觉得船工讲得很有道理，知道这一步非迈出去不可，他只能背井离乡去南洋了。心里越想越伤心，不禁红了眼眶。从内心来说，他确实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心情离开大清国，他知道，他这一走，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恐怕只有天才能够知道了。

高伯真的要感谢那个船工。他们的船还没离开岸边，官兵却已经闻讯追赶来了，那个与他素昧平生的船工，竟然不顾自身安危，一根长长的竹竿朝岸边使劲一点，船就带着高伯扬帆而去，一路顺风将他送到了厦门。然后，船工把乡亲们送给他的钱全部拿出来铺通了高伯去南洋的道路。高伯至今也不明白，他算何方神圣？生活却对他那样的开恩，或者说，对他格外的恩赐，让他每每在走投无路时却能柳暗花明，化险为夷。那不是造化是什么？

这些年来，高伯并不是像高兰香讲得那样，真的已经把妻儿老小给忘了。来南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会仰望着有星星或没有星星的夜空，想着大清国，想着家乡，想着家乡的亲人，和帮助过他的那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船工。但他所能做到的，也仅仅只是想想而已，从严格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大清国的逃犯，他又能怎样？本来，他也想过给家乡的妻儿寄一封家信，报报平安。但仔细一想又觉不妥，他想那种信件除了会给妻儿增添麻烦和危险外，对她们不会有任何的好处，也就作罢了。但从内心来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那里才是他的祖国，他的家。千好万好，不如家里好；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狗窝。这是他对南洋的全部理解和印象，也是他身在异国他乡的最真实的心情。他几乎天天都在为一种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够实现的愿望准备着，努力着，那种愿望就是：有一天，他一定要回到他的大清国去！哪怕死也要死在大清国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