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高兰香为黄泽如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黄佑国。这个名字是孩子的外公高伯给起的，意为保佑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国富民安。黄泽如是个读书人，多少还是个举人，不说是满腹诗书经文，才高八斗，但给自己的孩子起个好听一点的名字，那点水平还是有的。他觉得这个名字起得也太土里土气了，哪里有这样起名字的？你再爱自己的祖国再怎么的也没必要起得这样直白直露，让人听了觉得好笑。给孩子起名字和爱祖国完全是两回事的。无奈高伯心意已定，黄泽如觉得也没必要跟老人较那个劲，一个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又不代表什么，也就佑国佑国叫开了。叫了一些日子，叫顺了，也没觉着有什么不好。心里想，挺好呢！

其实，黄泽如这时的心思已经放在了一家大小的生计上。他每天天一亮就要跟着高伯出去拉黄包车，要到夜里很晚才能回家，身心折腾得疲惫不堪。残酷的现实逼着这个没有吃过什么苦头的读书人，必须放弃过去那些幻想和不切实际的想法，面对现实，把生存放在头等大事去考虑，去奋斗；现在他才明白，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比生存更加重要的事了。一个人连生活都不能保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还奢谈什么爱不爱国？所有的一切还不都是一句空话？如果说当初在国内时面对朝廷的无能他会感到愤慨，从而激情万丈，有一种不爆发誓不罢休的冲动的话，那么，到南洋后，在远离祖国的地方，那一切似乎都变得有点淡了，都离自己远去。所有的激情和对大清国腐朽衰败的无奈，都已经化作一种深深的痛埋藏在心底。要重新唤起它，需要时间，需要某种外在因素的配合。

现在，他的身份已经和从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妻子的丈夫了。为人夫、为人父的他必须以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责任感，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否则，他就是失职。

有时候，黄泽如会想起小时候的情景，父亲黄敬芳一边摩挲着他的脑袋一边对他说，我希望从我们黄家走出去的都是读书人，都是进士，状元，将来都能出人头地，在朝廷为官，替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我可不愿意看到在田间地头，贩夫走卒的人群中有我的孩子的影子，那是不能够容忍的；我并不是说那些人就有多下贱，但人分三六九等，各人有各人的分工，那分工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凭借着各人能力的大小进行分工安排。就比如你可以挑一百斤重的担子，为什么只去挑五十斤的担子？而一个小孩子又怎么可能担当得起百来斤重的重任？那些没有读过书的人，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差不多就是小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挑得起国家的顶天大梁？

黄泽如当时就在心里想着，父亲的观点虽然偏颇些，父亲的期望虽然高了一点，但他一定会照着父亲的愿望去做，他会朝着那条路一步一步稳稳地迈下去，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的，他不可能碌碌无为，让父亲失望。谁料，他满怀爱国热情，希望中国也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通过变法维新，变弱为强，变贫为富，谁知祸从天降，昔日的愿望早已成了泡影，别说在朝廷担当重任，就连在自己的国家他都已经无法呆下去了，弄了个丢家弃国，落荒而逃，在海外过起漂泊不定的生活。这样的悲惨下场，想想是多么的让人伤感！

黄泽如想着自己走过的路，感慨万端。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仍然确信自己所做的事没有错，如果时间倒退到从前的话，他仍然还会坚持那样做的。一个人无能，没有作为可以，一个国家则不行。朝廷怎么可以那样无能？泱泱大国怎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

和黄泽如不一样的是，一时头脑发热而触犯朝廷的高伯却无时无刻不在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着。就像是他的一个不小心，欺侮了一个不该欺侮的老实人一样。那种歉疚和负罪的感觉一直如影随形，赶也赶不走，躲也躲不开，甩也甩不掉，让你多难受你就有多难受。有时，高伯冷静地想着自己做过的那些荒唐事儿，连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和不可思议，好像一点也不相信自己会做出那等恶作的事。他真的那样做了吗？他怎么可以那样做呢？不知道有多少次，他在心里这样质问着自己。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那种负罪感和歉疚感便如挑在肩上的担子，挑的时间越长，便越觉得沉重一样，他差不多要被它给压垮了。他再也无法承受下去了。

我要回大清国去！这是最近以来高伯想的最多最强烈的一个念头。并且，因为这件事他常常在夜里做起了回乡梦。他梦见因为他到南洋了，兰香娘在家没吃没穿的，一边在到处流浪，一边在唱着一首十分伤感的福州童谣，那首童谣其实高伯也会唱，歌词这样唱着：拖砻伊弯，番仔走番；番船未到，无米煮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