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不幸（第2/7页）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了。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被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地把“张赵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判了“死缓”，恐怕这要算“四人帮”被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查。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

长久以来，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我希望事实并非如此。同时我又希望这是一个接近真实的解释。三条线连成一个网，一网打尽的不只是网内的我们，更多的是太原市在清查时牵连到的几百个人，以及所有这些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爱人恋人和朋友。尽管事情显得过于复杂，也总算有个说法。

2

被捕后，我曾不止一次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梦中我被一只大黄狗追逐，我跑呀跑呀，终于支持不住倒在地上，黄狗扑将过来，张大嘴咬住我的手，咬得我鲜血淋漓。惊醒之后，定格在我脑子里的是狗的那双令人恐怖的眼睛。

我把这个梦讲给同号一个有点儿残疾的农村妇女听。此人貌似柔弱，性格却极为刚烈，因为不懂法律，杀死了想占有她的公公，又因为不懂科学，杀人的办法极笨，是被称为“手段极为恶劣”的那种。在“号”里她很少说话，永远把脸埋在黑发和黑色的囚服中，可我的梦使她颇为兴奋了一阵。最分明的忠告是，一定有一个属狗的男人把我出卖了。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更不会算子丑寅卯，把年龄一一报给她听。她耐心掐算，只有郭海一个人属狗。圆梦的结果是我再也不相信梦可以被圆被释被解，我不相信这其中有出卖，如果我怀疑朋友，就等于我自己同样应该被怀疑。

如同现在全民经商一样，“文革”中是全民从政。所不同的是，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是一个无论你怎样躲，政治都要找到你头上来，都会把你卷进去的时代。

我回家以后，母亲曾经召集全家给我做工作，劝说我以后不要再惹事，在应该打扮自己、应该谈恋爱的年龄被关在黑牢里，苦自己也害别人。忘不了当时在工厂当工人的哥哥在饭桌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不能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就有权限制她。正因为她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才有义务承担她做的一切，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似乎从此才认识了从小和我用一根扁担抬水的哥哥，了解了从小没有我能说会道、没有我风头出得多的哥哥。当时正在外地上大学为我被抓急出一场大病险些被学校除名的二姐，怕我出狱后想不开，三天两头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抄好几条鲁迅语录，使我恍然明白了，被全家人视为“马大哈”的二姐，原本内秀而浪漫。我和郭海这不安分的小姨子、小叔子被捕之后，使大姐新婚不久的生活失去了安宁，本来姐夫正是事业的黄金季节，因为我们而入了另册，出国自然没有他的份儿，担惊受怕更是可想而知的。据说他们的家不止一次被秘密搜查，但他把这一肚子委屈都吞下去消化了。我从不认为他这样对待这件事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姐夫，“文革”中亲人反目者不是大有人在嘛。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他为人的善良与宽厚。

亲属、朋友们对我同情还来不及，更不会追究我、责备我、怨恨我。和那些落井下石者相比，我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我也是受害者，而且以两年的铁窗生活为我的幼稚和轻率付出了代价。但这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不管我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这关涉的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山西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和亲属因我而遭遇了巨大的不幸。坐过牢的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这些具有反叛色彩的人并不把在体制内的地位看得有多重。最让我受不了的是，这段经历对于他们个人生活的影响，那不是平反可以改变的，也不是努力可以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