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不幸

一九七八年，太原的朋友从狱中释放，先于一年出狱的我，本打算专程去看望他们，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没有成行。后来上学、生病、结婚、生子，事情一件接一件，脚步越走越匆忙，竟年复一年地被搁置了。说不清为什么，隐忍了快二十年的心愿突然变得急切起来。总之，不能再拖了，发誓今年一定要还这个愿。

水灾、路断、火车停开，我乘坐的是慢车，一路上净是长长的隧道，心情也随着车厢的光线忽明忽暗。想着本该在青年时代去赴的约会，竟不折不扣地拖到了中年，看着兴奋不已的儿子，听着邻座三对像是情侣的年轻人的谈笑，感觉恍惚起来。窗外是已近黄昏的景色，眼前是毕竟不错的夕阳，想到的却是从摇篮到墓地的路，蜿蜒曲折都尽收心底。

同自己的青年时代相遇是痛苦的。我们曾经年轻，年轻得不管怎么不漂亮都不丑。前几年在街上碰到原来的邻居大妈，准是不好意思说我憔悴，便使劲儿地夸我当年有多水灵：“脸蛋儿老是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放光。”说的正是我与山西的朋友们认识来往的年龄。那以后不久，我们便同陷囹圄。那时候，我梳两条辫子，在监狱里，每天梳头用我们仅能看到的报纸《人民日报》接着，把掉下来的发丝一根一根地捋齐，一撮一撮地夹在《红旗》杂志里，攒多了编成绳子。监狱里不让带绳子，连裤腰带都被没收，怕犯人自杀。也许看我不像是有勇气自杀的人，我用头发编绳子队长从来不管，还公然地拴起晾衣服。我曾把一根头发绳送给一个因为传教而坐牢的天主教信徒。她年龄大了，头发已经花白，羡慕我有那么多头发可掉，又感慨我实在还没有到大把大把掉头发的年龄。出狱时我带回了足有两丈长的头发绳，却剪掉了细得看不过去的辫子。

认识山西的朋友始于郭海。初识郭海是他从东海舰队复员回太原顺路到北京看望哥哥。郭海的哥哥是我的大姐夫。姐夫“文革”中毕业于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分配到外贸部门当美工，经常出国办展览。当年那是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根本望尘莫及的。郭海来我家做客正赶上姐姐的婚礼。他穿一身洗旧了的海军军装，对我的家人礼貌而亲切，虽然牙长得不好，可偏偏特别爱笑，全然没有一点儿做作。我们一起为他的哥哥我的姐姐操持婚筵，他干起活儿来又勤快又麻利，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实在而可靠的人。

那时我家住在东长安街建国门附近，街旁栽的是合欢树。当年我只知道那树叫榕树，到了傍晚叶片收拢起来，绒球似的花更显得茂盛。我们沿街散步，向北拐直走到日坛公园。郭海一路上给我讲形势，中央的，部队的，山西的，提到的全是每天报纸头版头条出现的人物。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再加上山西口音，有些让我听不清楚，我又兴奋又害怕，囫囵吞枣地听，但不敢多问。让我长了见识的是，部队也传播那些耸人听闻的小道消息，解放军也能有那么多离经叛道的“反动”思想。

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回想起来正是“文革”后期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红卫兵中的精英们在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插队的磨炼之后，有的在精神世界的郁闷和黑暗中沉沦，有的埋头于书本，开始从直觉向学理的层面过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的激情和“匹夫有责”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初期的造反派。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代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代不出，比知情不交代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