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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袭击地点不到两百米处，有一个英国军事哨卡，其任务是保障通往医院那条公路的交通安全。英国士兵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观望袭击，手指都没有动弹一下。九点四十五分，英国在巴勒斯坦武装的最高指挥官戈登·麦克米伦将军驱车而过，停也不停。（他后来眼睛眨都不眨地声称，在他的印象中，袭击已经终止。）

一点钟，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一些英国车辆从旁边驶过，没有停留。当犹太代办处的联络军官和英国军方指挥部联系，要求允许派哈加纳运走死伤人员时，得到的答复则是“部队已经控制了局面”，指挥部禁止哈加纳进行干预。然而，哈加纳救援武装从城市和斯克普斯山出发，试图帮助身陷绝境的护送队时，却阻止他们接近出事地点。一点四十五分，希伯来大学校长犹大·列昂·玛格内斯先生给麦克米伦将军打电话请求救援，答复是“军队正在想方设法赶到出事现场，但是那里正打一场大仗”。

没有战斗。三点钟，两辆公共汽车起火，几乎所有乘客，多数已经负伤，要么已经奄奄一息，活活葬身火海。

一共死了七十七个人，其中包括哈达萨医学组织负责人哈伊姆·雅斯基教授、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列奥尼德·多尔扬斯基教授和摩西·本—大卫教授，物理学家古恩特·沃尔夫森博士、心理学系主任恩佐·伯纳文图拉教授、犹太法专家亚伯拉罕·哈伊姆·弗来曼博士，以及语言学家本雅明·克来尔博士。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后来发表一项官方声明，把屠杀说成是在“一位伊拉克军官指挥下”所做的一场英雄业绩。声明谴责英国人在最后一刻进行干预，宣称：“如果没有军队干预，一个犹太乘客也存活不了。”注只是出于巧合，由于高烧不退，也许还由于我母亲知道怎样遏制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我父亲没有参加那个护送队，没有被活活烧死。

这场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哈加纳首次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胆敢干预，就要进行武装反抗。在一次大举进攻中，沿海平原到耶路撒冷主要公路的封锁得到解除，而后又遭封锁，又解除封锁，但是由于阿拉伯正规军的介入，希伯来大学再度遭到围困。从4月到5月中旬这段日子，阿拉伯人居住的城镇，还有一些阿拉伯人犹太人混居的城镇——海法、雅法、太巴列，还有萨法德——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几十个阿拉伯村庄均被哈加纳攻陷。在那几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失去了家园，沦为难民。许多人至今仍为难民。许多人出逃，但许多人是遭到了武力驱逐。数千人遭到屠杀。

也许当时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谁也不会伤悼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老城里的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千年（唯一的断档是在1099年，十字军把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光或者赶跑），沦于外约旦阿拉伯联盟之手，那里所有的建筑都遭到洗劫，或被夷为平地，居民遭到杀戮、驱逐或囚禁。古什埃齐昂的定居点也遭到抢占和破坏，居民遭到杀戮或沦为俘虏。阿塔罗克、内韦雅考夫、卡利亚和贝特哈拉瓦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万犹太人害怕等待自己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当守卫者之音广播电台宣布塔里比耶和卡塔蒙的阿拉伯居民纷纷逃走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为阿爱莎和她弟弟动过恻隐之心。我只是和父亲一起把耶路撒冷地图上的火柴棍向前挪动一下。几个月的轰炸、饥饿和恐惧让我心硬如铁。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去了哪里？去了纳布卢斯？大马士革？伦敦？还是去了德黑沙难民营？而今，倘若阿爱莎依然健在，她该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了。她的小弟弟，小弟弟的一只脚有可能被我砸坏，现在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也许我可以动身去寻找他们？去查明希尔瓦尼家族的人在伦敦、南美和澳大利亚如今过得怎么样。

但是，假设我在世上某个所在找到了阿爱莎，或找到当初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如何介绍自己呢？我说什么？我真能解释什么吗？我能主动给予什么吗？

他们是否还记得？倘若记得，他们记住了什么？抑或日后所经历的恐惧，使二人忘却了在树上卖弄自己的傻瓜？

并非都是我的过错。不全是。我实际上只是说话，喋喋不休地说话。是阿爱莎对我说，过来，看看你会爬树吗？如果没有她的敦促，就不会发生我爬树的事，她的弟弟——

一切已然过去。无可挽回。

泽弗奈亚街的民族卫士总部发给父亲一支旧步枪，让他夜里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街道巡逻。那是一支黑色步枪，沉甸甸的，磨损的枪托上刻着多种外文单词和词首字母。父亲还没有学怎么开枪，就迫不及待试图破解那些字母。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一支意大利步枪，不然就是一支美国的老式卡宾枪。父亲把枪摸了个遍，在上面瞎琢磨，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开，最后把枪放在地上，回过头去检查弹盒。这下立即赢得了耀眼的成功。他设法取出子弹，一只手显摆一把子弹，另一只手则显摆弹盒，欣喜若狂地向站在门口的我这个小人儿挥动这两样东西，并且揶揄那些给拿破仑·波拿巴泄气的胸襟狭隘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