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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儿时认识的一个妇女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的太太（二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那些日子一直坚持记日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妈妈在轰炸时有时坐在走廊角落的地板上，把笔记本放在膝头，笔记本下还垫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在写着什么，全然不顾炮弹爆炸、迫击炮轰鸣和机关枪扫射，对于终日住在我们黑暗、臭烘烘的“潜水艇”里的同住者之间的争吵充耳不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漠然对待先知耶利米充满宿命色彩的叨咕、约瑟夫伯伯的哀叹，以及一个老太太（她的哑巴女儿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她换掉湿尿布）宛如婴儿般的刺耳哭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母亲在写些什么，我没有拿到她的笔记本。也许她在自杀前将其全部焚烧了，连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里读到：

1948年2月24日

我疲倦……如此疲倦……储藏室里满是死伤者的物品……几乎无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无人认领，物品的主人遭到杀戮，或者受伤躺在医院里。一个头和胳膊都有伤但可以走路的人来到这里。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找到她的外衣、照片和内衣……当初怀着爱与生存之乐购买这些物品，而今它们却被堆在了地下室……一个年轻的小伙子，G.前来寻找他的物品。在本—耶胡达大街的汽车爆炸事件中，他失去了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之所以得以逃脱，是因为那天夜里没在家睡觉，他在值班……顺便说一句：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物品，而是照片。他在幸存下来的数百张照片里，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庭照。

1948年4月14日

今天早晨宣布……凭煤油本（户主本）上的一张配给券，每家可以在指定肉商那里领到四分之一只鸡。一些邻居让我替他们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排队，而他们还得工作，排不了队。我的儿子约尼提出，在上学之前替我去站队，但我跟他说我自己去。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便去了盖乌拉街，肉铺就在那里。差一刻八点，我赶到那里，看到五六百人站在那里排队。

据说很多人夜里三四点钟就已经赶到，因为风传头天就要发鸡。我不想排队，但是我答应邻居们把配给给他们领回去，我不愿意空手回家。我决定像别人一样“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排队时，我得知，从昨天起一直传播的“谣言”得到了证实：是的，百十名犹太人昨天在谢赫贾拉被活活烧死。他们本是被护送前往哈达萨医院和大学的。百十个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医生和护士、工作人员和学生、职员和病人。

简直难以置信。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犹太人，但是当这成百人在只有一公里之隔的地方濒临死亡时，却无人相救……他们说：英国人不让。要是这样恐怖的事件就在你眼前发生，四分之一只鸡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人们耐住性子排队。不断闯入你耳际的是：“孩子越来越瘦……他们有几个月没尝到荤腥了……没有牛奶，没有蔬菜……”站六个小时很艰难，但是值得：孩子们就会有鸡汤喝了……谢赫贾拉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但是谁又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我们大家的是什么？死者已已，生者尚存……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幸运之星”抱着分给每家每户的四分之一只鸡回家了……葬礼终于结束……下午两点，我领到了自己的配给和邻居们的配给，我回家了。注

1948年4月13日，七十七位医护人员、教授和学生遭到屠杀，许多人被活活烧死，父亲本来是要和那个护送队一起上守望山的。民族卫士总部，抑或他在国立图书馆的上级，命他去把地下室的某个书库锁上，因为守望山已被与城市隔绝。但就在动身的头天晚上，他发高烧，医生坚决禁止他下床。（他近视眼，人又单薄，每次发烧，他眼前便模糊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还会神志不清。）

四天前，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攻克了耶路撒冷西部的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杀害了那里的许多居民，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于是在4月13日早上九点半对经过谢赫贾拉去往守望山的护送队发起攻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亚瑟·克里奇·琼斯注本人向犹太代办处代表作出承诺，只要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就会确保安排固定的护送队，帮助医院和大学做好防卫工作。（哈达萨医院不光给犹太人看病，而且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服务。）

护送队中有两辆救护车，三辆公共汽车，为预防狙击，车窗玻璃上安装着金属板，还有几辆装载医药等必需品的货车，还有两辆小轿车。快到谢赫贾拉时，一个站在那里的英国警官向护送队发出信号，公路畅通无阻，安全如旧。在阿拉伯人居住区中央，差不多就在流亡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纳粹支持者、大穆夫提阿明·阿里—侯赛尼的别墅脚下，离希尔瓦尼庄园大约有一百五十米，前面的车辆碾到一枚地雷，顿时手雷、燃烧瓶从公路两旁疯狂地扔向护航队。火整整烧了一个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