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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普通孩子”变成吐露蔑视的词语。最好长大变成一条野狗，最好成为瘸子，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甚至最好成为姑娘，只要别像他们那样成为“普通孩子”，只要我可以继续“如此特殊”，或“确实不同一般！”

于是从三四岁时起，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我已经进入了独角戏。永不停息的表演，一个孤独的舞台明星，不断被强迫着去做即兴表演，去吸引、刺激、震撼并取悦他的观众。我不得不把早上的演出搬到晚上。比如说，一个安息日早晨，我们去钱塞勒大街和先知街的交界处拜访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路上，他们提醒我绝对不能忘记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没有孩子，他们为此非常伤心，因此我不许问他们何时生小宝宝。总之我必须好好表现。叔叔和阿姨已经对我评价很高了，因此我不许做任何、任何有损我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事。

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的确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两只浑圆、慵懒、长着蓝蓝眼睛的波斯猫，叫肖邦和叔本华（我们在去钱塞勒大街的路上，他们给我描绘出两幅微型素描，妈妈描绘肖邦，爸爸描绘叔本华）。多数时间，两只猫一起卧在沙发上或坐垫上睡觉，像一对冬眠中的北极熊。在黑色钢琴上边的一角，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老鸟，毛都脱了，病恹恹的，还瞎了一只眼。鸟喙总是半张着，好像是渴了。玛拉和斯塔施克有时管它叫阿尔玛，有时叫米拉贝拉。也在这只笼子里，玛拉阿姨还放进另一只鸟以缓解它的孤独，它用一只上了颜色的松果做成，木棍儿做腿，一条深红色的薄木片做喙。这只新鸟的翅膀是真羽毛，那是从阿尔玛—米拉贝拉的翅膀上掉下来或者拔下来的。羽毛呈现出青绿与深紫相间的颜色。

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

“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 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确实放了太多的果子露，让人的确没法喝。我一口也喝不下去。连抿一口也不行。味道甚至比妈妈的胡椒咖啡还要糟糕。它黏糊糊的，像止咳药水，令人作呕。

我把悲苦之杯放到嘴边，佯装在喝。当玛拉阿姨，还有其他的观众看着我，渴望听我说些什么时，我忙不迭地发誓（用爸爸的话和爸爸的腔调），她的两件作品，苹果蛋糕和果子露饮料，“真是太棒了”。

玛拉阿姨脸上一亮：

“还有呢！多的是！我再给你倒一杯！我弄了一罐呢！”

而我的父母，他们以一种无言的骄傲看着我。在心灵的耳朵里，我能听见他们在喝彩，我自己心灵的腰身，向欣赏我的观众鞠躬。

可接下来怎么办呢？首先要赢得一些时间，我必须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必须要发表一些言论，一些不是我这个年龄的人能说的东西，一些他们所喜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