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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嗜好崇高，而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我父亲热切崇拜亚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还崇拜丘吉尔的演说，“鲜血、汗水和泪水”，“从来也不欠这么多”，“我们在陆上和他们作战”注。妈妈脸上露出拉海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温柔微笑，“我不向你歌唱我的土地，或用英雄主义壮举来赞美你的盛名，只是脚踏实地……”我父亲，站在厨房的洗涤槽旁，突然出其不意、激情澎湃地朗诵起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人将会崛起/将会打碎铁锁链/一双双明亮的眼！”有时也会朗诵杰伯廷斯基的诗：“……约塔帕塔注，马萨达/还有征服了的贝塔注/将会有力而辉煌地再度崛起！/啊，希伯来人——无论穷人，/奴隶，还是流浪者/你是天生的王子/头戴大卫的王冠。”精气神十足时，父亲会用某种令死者胆寒的不堪入耳的声音怒吼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句：“啊，我的国家，我的土地，山石覆盖的高地！”直至妈妈提醒他住在旁边的伦伯格或其他邻居布赫夫斯基和罗森多夫两对夫妇一定听到了他的朗诵，正在笑他，父亲才局促不安地停下来，好像偷糖吃似的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至于我妈妈，她喜欢整个晚上坐在伪装成沙发的床上，两只赤脚蜷在身下，低头看膝盖上的一本书，在屠格涅夫、契诃夫、伊瓦什凯维奇注、安德烈·莫洛亚和格涅辛故事中的秋日花园小径上几个小时流连忘返。

我父母在19世纪直接来到耶路撒冷。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歌剧般的浪漫主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渴望战争的浪漫主义（民族初期，狂飙突进），其杏仁蛋白奶糖的顶端撒了一层粉末，像香槟飞溅，带有某种尼采似的男子汉的疯狂。而我妈妈却靠其他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它带有内省、忧郁，又有点孤独，沉湎于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弃儿的痛苦中，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派艺术中那种朦胧的秋天气息。

我们的居住区凯里姆亚伯拉罕，出没着沿街叫卖的小贩、店主、地位卑微的经纪人、卖小商品的，以及意第绪语主义者，出没着拖着哭腔唱颂的虔敬派教徒，出没着离开家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偏执的世界改革家，没有人对这里感到满意。我们家总有一种搬到好一点的比较有文化的街区居住的梦想，比如说哈凯里姆区，或者克里亚特施莫埃拉区，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维亚，不是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将来，当具备了可能性，当我们有了一些积蓄，当孩子长大一点，当父亲设法立足于学术界，当妈妈有了固定教职，当环境好转，当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英国人已经离去，当建立了希伯来国家，当这里的未来已经明朗，当情形最终对我们稍微容易一些时。

“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父母年轻时经常这么唱，当时她在罗夫诺，他在敖德萨和维尔纳，像20世纪初数十年间东欧数以千计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们所有希望终将实现/那里我们生活我们创造/生活纯粹而自由。”

但是所有希望指的是什么？我父母想在这里寻找的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生活？

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他们会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种少点小资的犹太人的、多一点欧洲的现代的东西，某种少点残酷的物质主义多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某些少点狂热与易变多些安定与节制的东西。

我母亲也许梦想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个乡村学校过教师生活，边读书，边创作，闲暇之际写写抒情诗，或写感伤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说。我想她希望和难于捉摸的艺术家建立某种平和的精神联系，某种推心置腹显示真正心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她母亲那吵吵嚷嚷飞扬跋扈的束缚，逃离令人窒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可怜的个人品位以及可鄙的物质主义，在她所生活的地方这些东西显然非常猖獗。

与之相对，我的父亲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成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学者，一位拥有希伯来复兴精神的勇敢先驱，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在光明之子反对黑暗势力的文化军旅中充当一名英勇的官员，是与漫长而辉煌的学者王朝相称的后继者，这一王朝始于没有子嗣的克劳斯纳，通过他视如己出的忠诚侄子得以延续。像他著名的伯伯，无疑在他的启迪之下，我父亲能够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学术著作。他在维尔纳和耶路撒冷大学读书（后来甚至在伦敦撰写博士论文。无论邻里还是陌生人都将其称作“博士先生”，而后，在年届五旬之际，他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而且是伦敦的博士），他还学习了——基本上是自学——古代史和现代史、文学史、希伯来语言学和总体语文学、《圣经》研究、犹太思想、考古学、中世纪文学、哲学、斯拉夫研究、文艺复兴历史和罗曼语研究。他具备资格，并准备成为一名助教，并继续升到高级讲师，最后做一名教授，做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最终，在每周六下午，真的坐到桌子正座，向由崇拜者和忠诚者组成的惊奇万分的观众接连发表长篇大论，像他令人尊敬的伯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