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无所有（第19/23页）

科里亚离家的那天早上，我把录音带交给他。我们站在军需部对面的街上，他和葛莉娜前一个晚上已经说了再见。他双手握住录音带，读一读标签。《献给科里亚，以备紧急之需！！！第一辑》。我的眼中蒙上一层泪汪汪的薄雾。

“我没有卡带放音机。”他说。

“没关系。”我说。

“没关系。”他重复一次。

“你要回来喔。”我几乎说不出口。

他把我拉向他。我的手指贴在他的尾椎，拼命抱住他，他的脊骨几乎在我的手心留下烙印。

“世界快要完蛋了。”他说。

“你别死。”我说。

“帝国主义者快要投掷核弹头了。”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他拿起录音带在我额头轻敲一下。“当我的时候到了、当我置身遥远的外太空，我会放来听听。”

9.

我到了。格罗兹尼的航厦白灿灿，新得发亮。机场的礼品店卖刀。机上那些没有包住头发的女士们，这会儿戴上糖果般灿烂的丝质头巾。行李领取处是个小房间，旅客们逐一入内，门口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行李人员，我据此研判，实在不确定一进去是否出得来。外面的气温大约一千万摄氏度，我的内裤皱成汗水淋漓的丁字裤。马路正对面，正午的艳阳照过清真寺黄澄澄的圆顶。

马路沿着机场延伸，路面空荡荡。拉着行李的男士们全都戴着缀饰的圆顶帽，身上的衣服松垮垮，状似披着睡袍，他们其中任何一人都可以在画质不佳的录像带中扮演绑架人质的恶徒，说不定机场礼品店的刀子专门卖给初抵国境的观光客。我坐立不安，心烦气躁，直到有个瘦瘦高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推开安全门走出来，他手长脚长，身穿一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摩德风的紧身西装，这人要不就是走在流行的尖端，要不就是时尚的老古董。一般而言，西装革履的人比披着睡袍的人更可能占人便宜，但是我人在车臣，不得不重新衡量那些原本深信的假定。

“你要到市区？”我问。

他的头微微一斜，对我露出“你瞧瞧、这会儿是怎么回事”的表情，他的头发油亮，整个往后梳，好像一顶闪闪发光的头盔。“或许吧。你不是本地人，对不对？”

我还不晓得自己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地人。“老兄，我只是想要搭个便车。我以为这里会有地铁，最起码可以搭巴士或是出租车。我可以跟你一起搭车吗？”

“你是联邦安全局的探员吗？”他问，然后审视我的发型，即刻得到答案。“显然不是。联邦安全局绝对不会雇用一个把自己的名字剃在头上的人。”

“我正在留头发，长了就会盖住。好吧，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走？”

他耸耸肩，意思是不在乎。我跟着他走向他的拉达汽车。（译注：Lada，俄罗斯的汽车品牌，创设于一九六六年，至今依然推出不同车种。）我上车，系上安全带。“这里是车臣。”他说，语气之中带着困惑、怜悯，说不定甚至有一丝讶异。“你不需要安全带。”

“你也从圣彼得堡来？”我问。我知道我应该不至于被绑架。但我也知道你最好跟俘获你的人建立某种融洽的关系。

“只是转机。我住在伦敦。”

“伦敦？”

“没错。我在LSE攻读硕士。”

“LSE？伦敦机场？”

他微微一笑。“伦敦政经学院。”忽然之间，我变成了大老粗，而他……嗯，他是那种我想要成为的人。

“对了，我叫艾列克赛。”

“阿金。”

“嗯，伦敦，你有没有见过女王？”我问。

“只在我皮夹里的钞票上见过。”

马路颠颠簸簸，好像铺路的工人铺了多少米就拿多少钱，而这位老兄不但没赚到钱，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其他司机把车道分隔线视为用意良好、但误导民众的参考同志，二话不说就予以忽视。行车速度如此顺畅，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有办法保住性命，因为我们几乎一路撞上迎面而来的车辆。

一个男人沿着马路行走，他闭着眼睛，鹰钩鼻朝向空中的太阳，咧嘴而笑，那口凹凹凸凸的粉红牙龈，好像他手中那片咬了一半的西瓜。车辆疾驶，冷风从车窗的裂缝涌入，吹打着我的脸颊，感觉真好。

我们开过一个巨大的广告牌，广告牌上的普京一脸严肃，旁边站着一个年纪较轻、胡须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家伙。两人的身后是一面洋溢着爱国情操的白、蓝、红国旗。

“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他。”我指指说。

“谁是赢家，广告广告牌就归谁。”

“看来确实是如此。我甚至看不出他们推销什么东西。钢铁般的决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