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18/22页）

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再去看望他，可是他还是想去。

以前，吃完午饭后的那一段时间，安德烈·叶菲梅奇都是在书房里踱步、思考。而现在，从吃完午饭到喝晚茶为止，他都躺在长沙发上，脸朝靠背，尽想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他总觉得很委屈：自己做了二十多年的事，却不给他发养老金，也没有发一次性的补贴金。诚然，他工作得不勤恳，但是要知道，不论勤恳的还是不勤恳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一律都领了养老金。当今的公平正好在于：官品、勋章、养老金等并不是根据道德品质或才干，而是一般地根据服务并且不管是什么样的服务而颁发的。为什么就他一个人该是例外呢？他已经完全没有钱了。他走过小铺子，看见女房东就觉得害臊。他已经欠了人家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了，也欠女小市民别洛娃的钱。达留什卡悄悄地在卖旧衣服和旧书，并向女房东撒谎说，医生很快就能收到很多的钱。

他恨自己在旅行中花掉了他所积蓄的一千卢布。这一千卢布现在多有用处啊！他心里很难过，因为人们不让他过安静的日子。霍博托夫有时也来看望自己这个有病的同事，认为这是他的责任。而安德烈·叶菲梅奇却对他十分反感：肥胖的脸，令人不快的、傲慢的口气，“同事”这个词，以及那双高筒皮鞋。最反感的是，他自以为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并且自以为真的在给他治病，每回来访都给他带来溴化钾药水和大黄药丸。

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也认为自己有责任来看望朋友，为他消烦解闷。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屋里时，都做出很随便的样子，不自然地哈哈大笑，并要他相信今天他的气色很好，多谢上帝，情况有好转。其实从这些话里反倒可以作出结论：他朋友的情况没有希望了。他还没有把在华沙借的钱还清，心头还压着沉重的羞愧，很紧张，因此他尽量大声地笑，把故事讲得更可笑一些。他的笑话和故事如今更显得讲不完了。这不论是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都是十分难受的。

有他在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照例是躺在长沙发上，脸对着墙，咬紧牙齿听着。他的心头堆积着一层沉渣，他朋友每一次拜访之后，就感到这层沉渣堆得更高了，好像就要冒到喉咙了。

为了压住这些琐碎的感触，他就赶快想道：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霍博托夫和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早晚反正都是要死的，甚至不会在自然界留下一点痕迹。如果想象一百万年以后有一个什么精灵在地球旁边的空中飞过，这个精灵看到的只会是黏土和光秃秃的峭壁，什么文化、道德准则——一切都会消失，连一根牛蒡也不会长出来。至于在小铺老板面前觉得羞臊，微不足道的霍博托夫，或者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的讨厌的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所有这一切都是无聊和空虚。

可是这样的作想也无济于事。他刚刚想象了一百万年以后的地球，而穿着高筒皮鞋的霍博托夫或者紧张地大笑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就从光秃秃的峭壁后面出现了，甚至可以听见后者那羞涩的低语：“至于华沙的债，亲爱的，最近几天我就还给您……一定。”

十六

有一次，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午饭后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长沙发上。恰巧，这时霍博托夫也带着溴化钾药水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困难地爬起来，坐着，两只胳膊支在沙发上。

“我亲爱的，今天，”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开始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您真行，真的，您真行！”

“您是到了该康复的时候了，同事，”霍博托夫说，打了个哈欠，“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大概您自己也讨厌了吧？”

“我们会康复的！”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高兴地说，“我们会再活一百年！一定！”

“一百年不一百年，再活二十年总能行的，”霍博托夫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泄气……这病不过是给您故布疑阵罢了。”

“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哈哈大笑起来，并拍了拍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展宏图呢！明年夏天，求上帝保佑，我们到高加索去，骑着马到处逛一逛——驾！驾！驾！从高加索回来的时候，瞧着吧，恐怕还要举办一次结婚典礼呢。”米哈依尔·阿维良内奇调皮地眨眨眼睛，“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好朋友……我们会给您说成一门亲事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突然觉得那沉渣就要冒到喉咙里来了，他的心跳得非常厉害。

“这是庸俗！”他说，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在说庸俗的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