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你就是内森·祖克曼』（第2/19页）

“安德烈说你在财务方面比在你的小说上要保守得多。”

虽然祖克曼穿得并没有他的投资顾问那么讲究，可他在这种场合却丝毫不输在含蓄上：“写书的时候我又没什么东西可失去的。”

“的确，的确。您是理智型的，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这么做。您对钱一无所知，您知道您对钱一无所知，所以您就不愿意行动，这也是人之常情。”

随后的一个小时好像是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第一天的课程，华莱士向祖克曼讲述了资本投资的基本常识，以及如果资金一直收在鞋盒里会发生什么。

当祖克曼要起身离去时，华莱士温和地说：“如果您需要什么帮助的话……”好像这话是刚刚想到，随口说说的。

“一定一定……”

他们握了握手，不仅仅表示互相理解，更是在如何依己之愿扭转乾坤上达成了共识。这跟在祖克曼书房中的情形可是大相径庭。

“虽然我看起来可能不像，可是，目前为止，我对艺术家为自己所设立的那些目标了如指掌。这些年来，我尽力帮了一些像您这样的人。”

自谦啊。“您这样的人”指的可是美国绘画界三个最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华莱士莞尔一笑。“他们都对股票和债券一无所知，但是现在他们都对自己的财务状况高枕无忧。他们子女的明天也如此。而且不仅仅是靠卖画来赚钱。他们也和您一样，不愿意整天为自己的作品叫卖，这本来就不是您该干的。您应该一心创作，完全无视市场，长期沉浸于作品中。‘当我觉得我已收获果实，就会断然把它出售；如果它的确很棒，我也不会错失掌声。与此同时，我不愿欺诈公众。如此而已。’福楼拜的名言。”

听上去很不错。要是谢维茨夫妇没有向华莱士事先透露这个大富豪的软肋，就更好了。

“如果我们你一言我一句地引经据典，讲什么摒弃全部，唯有我那圣洁的作家天职为重，”祖克曼说，“那我们就得在这儿待到明天深夜了。就让我告辞回家，先去跟鞋盒商量商量再说。”

当然他是想和劳拉商量这件事。他想和劳拉商量任何事，可是就在他的眼光见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之时，他也丧失了她的慧眼卓识。如果他事先跟蕙质兰心的劳拉商量一下他要离开她了，他或许就根本不会离开了。如果当初他们坐在他的书房里，每人拿一支铅笔和一本黄色的便条簿，他们本可以在《卡诺夫斯基》出版前夕一如往常、有条不紊、实实在在地列出开始新生活的种种后果，而这些后果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可是，为了新的生活他离开了，因为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惯常的方式——坐下来，拿着便条纸和笔与她一起把东西一一罗列出来。

自从搬运工把他的东西——打字机、工作台、矫形办公椅和四个文档橱，里面塞满了废弃的手稿、被遗忘的期刊、读书笔记、新闻剪报，还有厚重的文件夹，里面是可以追溯到大学时期的信件——从商业区的班克街整层公寓里运走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他们还搬走了他的书，据他们估计得有半吨重。虽然正气凛然的劳拉坚持要内森把他们一起积攒的一半家当都带走——小到毛巾、银器和毯子——他却坚持只带走书房里的家具。他们为此争执时，手牵着手，涕泪俱下。

携着他的书从一种生活走向下一种生活，对祖克曼来说毫无新意。一九四九年，他离开家前往芝加哥，箱子里装着标了注释的托马斯·沃尔夫作品和《罗格斯同类词词典》。四年之后，在他二十岁时，他离开芝加哥，带着五纸箱经典名著，那是他用自己的零用钱买的二手书，他在部队里服役的两年中，那些书就存在父母家的阁楼里。一九六〇年，他和贝齐离婚，把书从那不再属于他的书架中取下来打包，装了三十箱。一九六五年，他和弗吉尼亚离婚，将近六十箱的书被车运走。一九六九年，他离开班克街，带着八十一箱书。为了存放这些书，按照他的具体要求，在他的新书房里沿着三面墙建起了高达十二英尺的新书架。可是，虽然两个月过去了，虽然书籍一般都会最先在他家里找到合适的位置，但这次它们至今仍困在箱子里。五十万页的书碰都没碰过，更没翻开过。唯一好像存在的书，便是他自己的那本。每当他试图忘记它时，就有人提醒他这书的存在。

来上城区的头一天，祖克曼和木工签了合同，买了台彩电，一条东方地毯。他心意已决，不管那些离别泪，一定要铁了心啊。那条东方地毯成了他房里第一件也是最后一件装饰品。东西于是越买越少：一只壶、一口平底锅、一个盘子、一条擦盘子的毛巾、一条浴室用的窗帘、一把帆布椅子、一张帕森斯桌、一个垃圾筒——每次买一件，都是到了该用的时候才去买。在他的老书房里的折叠床上睡了几周之后，在他为离开劳拉是否算是大错特错而踌躇辗转了几周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买了一张像样的床。在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当他伸展四肢，仰面躺卧，欲确定哪个牌子最厚实之时——当消息在整层楼里传递，说“卡诺夫斯基”亲自来挑床垫了，天知道是为了谁，或是为多少人——祖克曼自言自语，别介意，没什么损失，没任何改变：如果哪天搬运工要把书籍装车运回城区，他们也得把这张新的双人床一同搬过去。他和劳拉可以用它换掉那张用了将近三年的床，他们曾经一起睡在上面，或者单独睡在上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