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冠军

天下着雨，秋风卷走白杨树上最后几片叶子。有人在街上扯着嗓子唱歌，我们三个都扒着长沙发看向窗外。楼下，五次获得过南斯拉夫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比赛冠军的罗多·卡莱姆正紧紧扶着栏杆。

“我亲爱的，你们有什么需要吗？”

不管遇到熟人还是生人，我们的罗多总是没完没了地问这个问题，他像白狼一样因此出名。

他对别人有多殷勤，就对他的妻子和自己有多刻薄。他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手脚并用，沿着通往戈里察高处的台阶往上爬。对于罗多来说，每天沿着戈鲁察路的陡坡一直走到顶，亲自征服每一级台阶，算是体育方面的成就，简直比得上在几场小型的奥运会上胜出了。

马上就要开冬奥会了，从此之后，在萨拉热窝，一切都以服务冬奥会为准则。即使这个冬天没下雪，而且都已经进入了一月份，人们还是很担心，目光中都是疑问。然而其他人却觉得举办奥运会纯属多余，他们从牙缝中挤出话来：

“呵……咱们真需要这玩意儿！”

只有老天才知道，为什么罗多竟然没听说奥运会的事儿。看到他突然踉跄了一下，我母亲吓坏了：

“瞧啊，他要摔倒了……”

话音刚落，罗多脚下一滑，摔得结结实实。他在摔倒时抓住了栏杆——它将街道分成了两级阶梯。当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重新站起来，却没法以这个姿势支撑多久。他想找个台阶支撑一下，没想到一脚踩空了；他再次拽住栏杆，用脑袋抵着站起身来，结果又摔倒了。一看到血，我母亲紧张得咬住自己的手。父亲急匆匆跑到过道里，没穿鞋子就冲出了家门。

“我的天呐，布拉措！你不能光着脚跑到街上去啊。”

“我没光着脚，穿着袜子呢。”

我母亲跟在我父亲身后冲了出去，手里拿着他的皮鞋。

他们把盯着天空看的罗多扶了起来。

“你没死吧，罗多？”我在他旁边大叫。

他嘴里嘟哝着不知什么，那双亚得里亚海一样蓝的眼睛在看什么，也只有天晓得。

“他一定是从喀尔巴阡山那边来的，”我对父亲说，“跟所有的斯拉夫人一个样！”

“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他去年就是从杜塞尔多夫来的。”母亲插嘴道。

“阿兹拉，别对孩子乱说！”

“我没乱说啊，他之前在杜塞尔多夫他哥哥那儿，在一个工地上干了三个星期的活儿。”

“嗯……他喝醉啦！”我做了总结，母亲点头表示同意。

他的头一放在枕头上，罗多立刻认出了我：

“呀……瞧瞧他！一个卡莱姆，真真儿的！蓝眼珠，这是天之悲伤。”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道。即便我并不是太想知道答案。不过，大概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吧！

不一会儿，我就带着“蓝眼珠是天之悲伤”的感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母亲正守在窗边，看着窗外越下越大的雨。

罗多在我家厨房的长沙发上睡了一夜。他一大早就醒了，然后照着住公寓的习惯忙活起来。他这么做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喜欢帮别人一把，也因此常常到了“忘我”的境界。父亲一睁眼就看到了那台被罗多拆得七零八落的收音机，零件散得到处都是。

“我什么都能想象，不过，一个人类的声音能够漂洋过海传进我的耳朵里，这可真是奇迹！”罗多感叹道。

“也许是靠上天呢？”

“上天传递信号。”

“意思是老天也知道啦？”我父亲问。

“一点儿没错！”罗多说。

他堵住厨房盥洗池的下水口，往池中放了些水，然后让水滴不断地从水龙头滴下来。

与此同时，我父亲和母亲都俯身凑到跟前，观察水滴滴落的周围，一圈圈不断扩大的波纹。

“就是这个原理，我亲爱的们！”

“可是……你看见了吗？”

“看见什么？”

“扩散的水波。”

“老天还会点儿小儿科的东西呀！”

“别再说你的老天了，信号就像一滴水，老天让它落在大海里！这就是全部的奥秘！”

通过厨房半掩着的门，可以看到录音机的几千个零件，餐桌上、橱柜上、长沙发上，还有两把扶手椅上，都铺满了！凭着魔术师般的灵巧，罗多很快就把它们重新安装好了。他按下收音机的开关，我们马上就听到了新闻：“……今天，铁托同志在访问斯梅代雷沃(1)时再次强调，革命和日常生活是两码事！……”

“必须从厂子里再拿个新的电容器来。这得花些时间了……”罗多解释道。

“啊，好的！你能不能也看看电风扇，”我母亲说，“它总是吱嘎吱嘎地响……”

“没问题，亲爱的。如果有什么需要，你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