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

二月，严寒囚禁了萨拉热窝这块盆地，我每天上学都要全副武装。从大街小巷穿行而过，就像正在穿越西伯利亚的冻土地带。我是从父亲布拉措·卡莱姆的故事中了解到苏联的冬天的；我的母亲阿兹拉·卡莱姆将冬天视为猛兽，而父亲，对地图上这个遥远的地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为了不让这头猛兽冻僵我的双手，我只好不断朝着手吹热气。一说起我父亲，我就浑身暖和起来了：这个波黑共和国RS执行委员会的成员，紧紧抓住散热器不放，因渴望看到西伯利亚而激动不安。而我，我的愿望却是把自己变成一颗李子、一只梨、一个苹果，或者至少，变成一枚樱桃。如果我是一只梨，掉落到草丛中，让我饱受痛苦的东西就与我再无半点瓜葛，我便能够摆脱寒冬的噩梦，而且一旦生存条件有所改善，我便会静静地恢复生机——这愿望如果真能实现该有多好啊！

“气温骤降，温度计里的水银柱停在零下33摄氏度的位置。毋庸置疑，我们正经历着近六十年来最严酷的寒冬！这里是波黑共和国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武科·泽塞维奇……您刚刚听到的是萨拉热窝电台的早间天气预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1971年2月3日7点15分，祝大家一天愉快……接下来请收听广播节目《欢乐圆舞曲》……大家一起跳舞吧！”

因为气温下降，我的穿着变得复杂起来，床褥也堆得厚厚的，一层叠一层，就像世上的困难一样。电台里的播音员说政治环境不会很快恢复正常。尽管对政治心存怀疑，阿兹拉还是对报纸和广播里所说的深信不疑。但这里，我忽略了什么事情：我想让她注意到“堆”和“叠”并不一样，可她反手就把我驳回了。

“问题堆在一起！而困难是叠在一起的，就像叠纸盒一样。”我坚持说。

“你呀……想教训别人？你还太年轻啦！”

我只好闭嘴。十三岁，不是争辩的年纪。我还太小！

父亲的脸在剃须泡沫下消失了。他面朝镜子，用獾毛刷扫过两颊，但在我眼里，这么做毫无意义。他只穿了三角内裤和紧身背心，毫不怕冷。母亲是家里第一个起床的，早已穿好衣服，正喝着咖啡。她继续头一天的讨论：

“我们学院里要加薪了。”她说道。

“太好了！”

“所有人的工资都要上调！那你们呢？”

“波黑RS执行委员会例外。”

“你们也在预算里了。你们的工资也会上调的。”

“我们？不会的。”

“会的！你是想向我隐瞒你赚多少钱吗？”

“什么？向你隐瞒……”

“那么，告诉我，你赚多少？”

“够了。”

“看吧……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没有的事儿！”

我父亲走向他的妻子，亲吻她，脸上还留着一小团泡沫。只是轻轻一吻，工资的事儿就被阿兹拉抛到九霄云外：

“要是你们那些粗人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好了！”

“我们这些粗人？你说的是谁啊，亲爱的？”

“你们执行委员会的头头儿们。”

“你是说我也是，我也是个粗人？”

“当然不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又不归你管！”

他停止刮胡子的动作，把脑袋旋转360度，终于让我母亲心情愉快起来。

“赶紧停下，傻瓜！你会弄疼自己的！你要跟委员会主席说气温都降到零下30摄氏度以下了，好吧？还有，孩子们会冻坏的！”

波黑共和国并没有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可阿兹拉毫不犹豫。于是，我的长裤里面，除了必须要的衬裤之外，又加了一条厚厚的绒裤！又堆了一层！或者，像她说的那样，又叠了一层。

在楼道里，我站在一面大镜子前仔细打量着自己，转过身去，又转回身来，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没什么差别。看着歪扭的两条腿，我心酸地得出结论：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变直了。在我那双细长的竹竿腿和下颌未脱落的乳牙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联系呢？我龇起牙，又斜眼看看自己的两条腿。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被困在俄罗斯的时候，也正是遇到了这样的寒流。”父亲说完，往两颊涂满剃须泡沫。

“布拉措……求你啦！说天气能不能不掺和政治啊？”阿兹拉一边穿鞋子一边反驳道。

“我可没跟你谈政治，”父亲一边扎领带一边强调，“我跟你说的是事实。”

“事实……什么事实？！”母亲一边穿大衣，一边吃惊地问。

“波黑共和国水文气象研究所的武科·泽塞维奇的官方天气预报啊。”

“可我好像没听见武科在天气预报里提到希特勒和拿破仑啊！”

严峻的天气状况就像从井中拉出水桶的手，从我的脑袋里扯出来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其中一些在我看来属于纯哲学范畴。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一连串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谁？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把这些问题一股脑儿抛给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