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3/14页）

“吹啊，见鬼！”

“你得吹蜡烛，艾德！”

我试着武装自己。僵尸和碎尸块在我的脑袋里兴风作浪。我看见死去的索尼娅躺在冷冻箱里，“躺在那个王国的优质冷藏柜里”——非常荒唐，是啊，突然就连我自己都觉得非常荒唐，我竟然会来到这个地方，多么幼稚而又无知。但不管怎样，并不是毫无理由的。是的，我会负责，而且我当然希望不会找到索尼娅。

我在一层的走廊里瞎转了一会儿，第一大教室，第二大教室，门都开着，空气中有股甜丝丝的味道。办公室在楼上。那儿有个类似等待区的地方，有衣帽架和接待处，里面坐着两个女秘书，一个年轻的，一个年纪大些的。

我开始背诵那些准备好的句子（我蹩脚的英语）。还没等我打开纸夹，那个年轻的就已经抓起了电话。

“索伦森博士？”

索伦森博士讲德语，这让我对他突然非常感激。他的楼里每年要进行差不多3000次尸体解剖，其中当然也可能有那些溺亡的逃跑者，从西兰岛，洛兰岛或者法尔斯特的海边捡到的那些，[2]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其中几个，但是很遗憾，资料都在警察那里……索伦森穿着一件白色大尖领的衬衫。说话时，他的头微微朝一边倾斜着，点了几次，以表示“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感到短暂的、模糊的轻松。我很高兴这些似乎全都会说德语的丹麦人接待了我，并且对我那么友好，尽管我一副熬了夜、邋里邋遢的样子，就像个冒冒失失的闯入者，不管怎样，这是“泰鲁姆”来的第一个对自己同胞尸体感兴趣的东德人，就像索伦森说的，“同胞——还能用这个词吗，今天，恐怕不太能吧，本德勒先生？”

我得说，这个索伦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贵族气质，他棕色的脸——今天我可能不会那样看，但在当时，索伦森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来自另外一种（更优越的）生活的人，距离我来的地方好多个光年。在他面前，我几乎为那张污渍斑驳的照片感到害臊。尽管如此，我还是从纸夹里拿出照片，把它从桌子上推了过去，就像是在提最后一个请求，同时自惭形秽。索伦森只是朝照片瞥了一眼（就像看着一个误会），他并没有碰那张照片，所以我很快就把照片又拿了回来，匆忙而又尴尬。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我到那儿之后得到了许多主动的帮助，包括他提出带我在“泰鲁姆”里面参观一下，或许是觉得让我空手而归不太过意得去吧（因为我走过的漫长的路），或许也因为我是从东边来的，因为我态度谦卑，所以让人感觉我实际对任何东西都感兴趣。

索伦森带着我一个个房间参观过去的时候说，他们在这里说起死亡会比较坦然。我穿着一件白大褂，踢踢踏踏地跟在他后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解剖尸体的工具，可能是因为那些东西我都很熟悉吧——刀子，勺子，大汤勺。器官都是几个一组取出的，先是心脏和肺，然后是胃、肠和肝，最后是肾脏，膀胱，性器官。所有的东西都经过清洗，分别称重，通常情况下还会留样本。“这些塑料小碗就是装那些用来化验的器官的。”我手里突然多了一个那种小碗，里面有白色的粉末。“氟化钠，”索伦森解释说，“防腐剂。”他拿回那个小碗。我抽出笔记本，因为觉得这是我的责任，这促使解剖师产生了，如他所说，照顾“我特别浓厚兴趣”的想法。浮尸都是一些腐烂的尸体，有种味道，让人难以忍受的味道。你开着车回家，堵车了，突然间：那股味。它藏在皮肤里，头发里，无处不在。他们确实更愿意碰上新鲜的尸体。索伦森笑了起来，但是随即又表达了歉意。他说这些终归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好奇心，某种特别的，可能有些夸张的好奇心，无论何时都不能失去这种好奇心。

告别的时候，索伦森博士跟那两个秘书说了几句。我看上去肯定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反正那个年纪较大的女秘书一直把我送到了出口那里。在电梯前，她朝我凑过来一点，然后说了下面这番话：如果我敢的话，就是说，如果我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跟我的女朋友告别的地方（她是这样说的），那我应该到市公墓去，去那些无名墓前。说着她把一张纸条塞在我手里：主教山公墓，北桥区腓特烈堡街125号。

我已经记不清这天剩下的时间里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我神志昏昏地走在旅游的人踩出的小路上，一路来到了港口。我惊讶地回过神来——惊讶的是小美人鱼（Den lille Havfrue[3]）原来那么小。我在城市导游册里看到，她曾在1964年被人割掉了脑袋，1984年被割掉了右臂，但是看不到伤口，一点痕迹也没有。她看上去忧伤得难以言表——让人怜悯，也理应得到所有怜悯。我就是在那一刻决定去主教山公墓的，这点我还记得。在路上，我试着想象小美人鱼没有头没有胳膊的样子，她没有变成海中的泡沫，没有变成空气组成的幽灵，不，她腐烂的身体卡在岩石间，刚刚漂上岸，但是没有人采取任何措施。只有几个旅行的人在拍照。然后是警察，法医，解剖师，记录员。不管怎样，她是个有名的人，每个丹麦人都能认出她，就算没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