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失踪部（艾德加的报告）

我是1993年夏天得知克鲁索死讯的，在8月28日。第二天早晨，我就开车去了波茨坦方向，我要去联邦路2号旁的俄罗斯公墓找他母亲的墓地，那个曾经的红军杂技演员。我住在离那儿不远的地方已经有段日子了，开车只要几分钟，穿过森林里走路过去半小时。

公墓在松林里的一个山坡上，这些松树像柱子一样立在坟墓之间，给它们荫凉和保护。这个地方这几年还是有改变的——总有一天，1993年也会成为很久之前。当时克鲁索出事的时候，我对事情的发展无能为力。这句话我一定要再说一遍，只说这句，其他事可以说都已经讲清楚了，虽然我觉得很难就此结束那一段，但那些不属于这个报告的内容。

我没有任何线索，所以就把整个墓园挨着找了一遍。前面对着马路的地方躺的是军官，后面是士兵，然后是埋葬小孩儿的地方，最后面挨着栅栏的地方是妇女的墓地。很多坟墓的边已经碎了，石头滚到一边，上面盖满松针。公墓中心处有一个纪念碑，一个假人守卫着它，那是一个铸铁的红军战士，四五米高，戴着钢盔，拿着机关枪，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大门，要用铸铁的眼神把所有怀着不恭敬的心走进来的人逼得跪倒在地。

那些孩子的坟墓上放了很多玩具，塑料汽车，橡皮娃娃，泰迪熊。玩具们斜靠在墓碑上，腿上已经长了青苔。从铭文上能够看出，同时牺牲的士兵是被埋葬在一起的——一个队伍，直到最后，经常是因为飞机坠毁，墓碑上刻着不同机型的轮廓（轰炸机，米格，运输机），刻在名字上方。有些墓碑有面孔，椭圆形的小照片罩在玻璃里，用贵金属镶了边。其他一些上面只有名字，没有出生日期，没有死亡日期——我后来听说，那是些被打死的逃兵。离开假人越远，坟墓上的青苔就越软、越厚。许多士兵死去时还很年轻，特别是在1958年和1959年，我不明白是为什么。更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的小孩。有个坟墓上插着个风车，还有一个上面插了把塑料小叉子。我找到了女杂技演员的坟墓，在几堆树根和土的附近，花环和鲜花在那里被弄成堆肥。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个瞬间。天已经热起来，松树在阳光下开始蜕皮，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浅棕色的小块树皮旋转着落到地上，在阳光下，这些树皮仿佛皮肤一样是透明的。我想象着索尼娅当年表演魔术的情形，在还没有掩埋的墓坑前。然后是对着松树冠鸣枪致敬，还有儿时的克鲁索，既哭不出来，也不会道别。虽然并没有在心里彻底地承认，但我的确以为（或者担心）会在墓碑上看到索尼娅的名字，在她母亲名字的下方。索尼娅·瓦伦丁娜·克鲁索维奇，克鲁索的姐姐。

“如果我哪天不在这儿了，一段时间，那么就由你来负责，答应我。”克鲁索曾经这样说。就好像他的死让我的诺言最终生效，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会碰到那本书（纯属偶然）。几天之后，我漫无目的地在市立图书馆里转悠时，看到了这样一个书名：“穿越波罗的海奔向自由”。海洋灰的封皮上的副标题：“传奇式的逃亡故事”。这本书放在“新书”那个架子上，离大门口不远，实际上是不可能看不到的。书的附录里有一个采访：《搁浅在克林特霍尔姆[1]——港务长埃里克·延森口述》。我拿下那本书，走到报纸架后面去，那儿用棕色的软沙发弄了一个角落，一些退休的人和失业的人就在那里打发时间。

跟港务长的对话讲的是那些从东德逃跑，后来被冲上默恩岛的人。其中讲到了破碎的小船，被打成碎片的折叠式帆布艇，船上没有人。还有那些死人，或是被水冲到克林特霍尔姆，“冲到他家门口”，如对话里所说，或是过去那些年里被丹麦渔夫的大拖网从水里捞出来。哪儿也比不上吕根岛和默恩岛中间找到的多，港务长说。

“我们把他们从这儿弄上岸，交给哥本哈根法医学院。”

“如果今天有家属要寻找某个逃离东德的人，他能有机会弄清楚这个人的下落吗？”

“如果他知道大致的逃跑时间，能够描述一下那个人，甚或有照片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对这些死者的处理是由哥本哈根大学法医学院负责的，皇家医院，哥本哈根布莱达姆街9号。”

我换了一些钱，还买了一张市区图，并在上面用圆珠笔事先画出我要走的路。9月7日，我乘渡船从罗斯托克去了丹麦的盖瑟，又从那儿去了哥本哈根的皇家医院。单是买轮渡票就几乎花光了我的现金。这个国家，这座城市，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在进行一次科学考察，一次发现之旅，这或许是一场考验，不过，这也不是这个报告要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