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第4/14页）

主教山公墓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能够把车开进去。这里有一条很宽的、铺着柏油的椭圆形环道，就像赛车跑道，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分支道路。全都是大马路，两边种着杨树或者枞树。我先是在火葬场那儿停了一下，用那儿的一张位置图确定了一下方位。沿着跑道分成不同的部分，上面像高速公路的出口那样挂着指示牌——瑞典出口，俄罗斯出口，穆斯林出口，天主教出口，在墓园的另外一头，南侧环道的后面，德国墓，那里是德国的死者。我上了拉达，一直开到那里，大概三公里。

德国墓有三个石头十字，三棵橡树和一个青铜面的大纪念碑。还有一排比较小的碑上按照字母顺序列出死者，写着生卒年月。这个名单的最后写的是“十七个无名的德国逃亡者”。

我在那一刻的感觉——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对于在公墓里过夜感到很困难，尽管在拉达里面我觉得很安全。我还记得自己午夜的时候又偷偷从车里出来，走到石碑跟前。黑暗中，一切看上去都不一样了，显得更温暖。我把那张皱巴巴的照片放在草地上，等待着。一片寂静，林间没有风，没有沙沙声，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信号。我想到了克鲁索，想到了索尼娅，也想到了G。我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就好像那是对自己许下的。

“你不会离开我吧，索尼娅？”

“不会，不会，永远不会。我会跟着你。”

差不多二十年后，我看到一个男人指着一片宽阔的、空荡荡的草地说：“这里到处都埋着死去的人。”那是北德广播公司摄制的讲述波罗的海逃亡故事的纪录片。我那天一直工作到临近午夜，然后打开了电视机。我之前喝了葡萄酒，半瓶。一切都是偶然。我只是想有疲惫的感觉，像我母亲说的那样，沉重得只想上床睡觉的感觉，没有比喝酒更好的办法了。

摄影机的镜头（忧伤地）慢慢从草地上摇过去，最后（虔诚地）停在一大丛年代久远的灌木的枝条上，灌木丛是这里的荣誉警卫。草地和树木，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公墓叫作主教山公墓，但跟我二十年前去过，并待了一个傍晚和一个夜晚的地方没有一点相像之处，我是去告别，就像法医学院那个女秘书建议的那样。镜头前的那个丹麦年轻人穿着一件中长大衣，他的头发是金色的，一直垂到肩上。他身后只有草地，草地上零零散散地有一些五颜六色的小花圃，相互之间隔着一段距离。

曾经许下的诺言。重点不在于我可能找到的是另外一个坟墓，或者是让人耍了。这和我的愤怒没有关系，没有：我当时心不在焉。我太快就满足了，事实上又对什么都不满足。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看了所有跟这件事有关的东西。我找到的材料不多。两本书，上面有详细的调查和分析，几篇文章，一个巡回展览。一个统计数据说有超过5600名逃亡者，913人成功，4522人被捕，从1961年之后至少有174人因此丧生，这些人被水冲到了费马恩岛，在吕根岛和丹麦之间。最有代表性的逃亡故事被拍成影片，不是大制作，但对电视三台来说却是很好的纪录片：两个冲浪者，他们利用十一月的风（用自制的冲浪板）从希登塞岛到了默恩岛。两个划着橡皮艇的年轻医生被一艘丹麦小艇救起。一个男人在24小时内游了48公里，从库伦斯伯恩[4]到费马恩岛，干粮是五板巧克力。这些逃亡变成了逃亡故事，逃亡者变成了英雄，一些甘冒任何风险，并且活下来的人。“我们成功了”，或者“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总是这样一句话，就像咒语。

他们也说到了许许多多不成功的逃亡，但是关于那些无名的死者，我没有找到任何资料，哪儿都没有。没有发现地点，没有日期，没有坟墓，只是简单提了一下说葬在哥本哈根。奇怪的是，15这个数字总是不时出现，那上面说，15个无名的死者被冲到了丹麦的海滩上。我不知道这个数字从何而来。且不说大家经常提起的那个不是很确切的数字，据推测要比这个数字高出很多倍，就是那些死者，总也能够被辨认出是东德人吧。肯定有人曾经看见过他们，并且得出结论说：他们是从那边来的。“我们的渔民在默恩岛和吕根岛之间拉网的时候，有时会在鱼中间发现尸体。我能够记得12名死者。我们把他们带到岸上，交给哥本哈根的法医学院。”

这肯定是对整个事情的概括，只是局限在最重要的部分上，一个上了年纪的港务长会这样做，不提警察，法医，检察官，还有整个的处理程序：这些尸体总是去了某个地方，总应该有档案，解剖报告，能够找得到的坟墓，或许不是博物馆，但总有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