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屋外，繁忙的大街已经渐渐转暗。今年头一场雪在几天前的晚上降临，空气里弥漫着圣诞将至的喧闹气氛：光秃秃的树上挂好了一串串微型彩灯，商店也在橱窗里摆上了驯鹿、雪橇的模型和被装饰成红色与绿色的圣诞树；远处像玻璃一样光滑的摩天大楼闪着光。在这个夜晚，连街灯、照明灯和交通指挥灯似乎都比平时更明亮了一些。又或许只是寒冷让所有东西都闪闪发亮，是冬日的潮湿替空气抛了光，还让我的眼里涌出泪水。

我们穿过汹涌的人潮，一直在聊天。有两次，一眨眼的工夫，我觉得我在人群中辨认出了某个人：先是一个女人长得有点像我的牙医，然后是一个在特拉维夫的旧识。在他们出现又消失之后，我还能从他们眼中看到我和哈米——从那些路过的人的眼中。在隔天打电话给我姐姐时，我几乎能听到自己对对方说的话。我能听到她因为那个在第一秒就划过我心上的疯狂的主意而大笑：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阴谋，安德鲁的临时爽约，他的阿拉伯语老师，我们在咖啡馆相遇的概率……这些都是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为了陷害我而精心策划的情节。

我们路过联合广场和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接着来到百老汇的北边。我的脚步跟随着他的步伐，变得愈加精力充沛，身子也慢慢暖和了起来。我们停在进入第十八街的信号灯前，又继续向前走过第二十街和第二十一街。我们的聊天终于不再那么拘束了，话题飞快地从一个跳到另一个。我发现自己因为这令人愉悦的叽叽喳喳而不自觉地变得高兴起来，那笼罩在我们上空的、愚蠢的自我意识似乎消散了。哈米与我一样，变得更勇敢、自信，更放松，也更自然了。当我们在人潮中艰难地挤出一条路，穿过大街时，我能感觉到他的手在轻轻地引领着我的胳膊，又在我的大衣后面稍停了一下。他的双眼——那双在咖啡馆里深深凝视着我的双眼，在这人潮汹涌的大街上依然追随我左右。他除去向前看路，便是直直地望向我，不错过我说的每一个字，为我脸上每一个异样的表情而紧张。

“那之后，我们就分手了。”我说，直接跳到了故事的结尾，“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搬出了公寓。两周之后，便到了这儿。”

他停在我身后，躬身在人行道上系鞋带。“四年……”他顿了一下，不知为何有些严肃，他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双眼依然注视着我，像是我随时都会消失一样，“那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是的。”我点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转头去看第二十三街拐角处那个小小的混凝土操场，同时感到他的目光依然在我身上。更远处，熨斗大厦圆形的长鼻子隐约可见，还有麦迪逊广场公园里的树，以及来来往往的行人与车辆。“什么？”我因为没听清他说的话而问道。

他把身体的重量移到左脚上，弯身去系左脚的鞋带：“我说，看上去你把这事放下得很彻底。”

他的碰触所带来的温柔，他充满诱惑的双手。我的目光不住地落到他的手指上，被上面一簇簇的黑色绒毛所吸引。

他飞速地瞥了我一眼：“不是吗？”

“眼不见，心不想。”我调侃地说，并注意到他又把头低下去了。他错过了我故作洒脱的耸肩。我很有负罪感地想起诺姆，好奇当他知道我如此轻易地就忘记了他，以及我们夏天分手所带来的所有伤痛时，会有何感想——如果他看到我是这样毫不客气地把那些痛苦的懊悔、那些眼泪和那些带着渴望打回以色列的电话都抛在了脑后的话。我突然想知道诺姆是不是已经在用漫不经心的心情谈起我了。他是不是和我一样，在遥远的特拉维夫，正和一个新的女人说起我，还耸耸肩？

“是啊，对吧？我们也有这个说法：Ba'id an el'ayn, ba'id an el'kalb.‘看不见了，心就不想了。’”他系紧那根鞋带，“这话真是正确得让人惊叹。”

那些从他双唇中流淌出来的阿拉伯语，不知为何让我想起诺姆曾经从预备役中带回家的一个笑话，我们一直觉得它特别可笑。他和其他人都用这笑话去整路过他们检查站的巴勒斯坦人。“Inta bidoobi?”他说他们在检查某个人的文件时会这么问，“你是吗？你是bidoobi?”他还会模仿那些巴勒斯坦人模糊地回答：“Shu?”他们就会问：“什么？Shu bidoobi?”

在哈米站起来的时候，我很好奇，如果诺姆现在看到我会说什么，他会怎么想我。

“你住在哪儿？”他在我们继续前行的时候问，“在特拉维夫的时候。”

我说不清为什么，但他说话的方式里有一种什么东西，他的阿拉伯口音中有点什么——“在特拉威？”（特拉维夫，哈米的错误发音。）让我对他的亲切感中又新加入了一种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