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就在那两名探员离开公寓不到一小时之后，我便去了水族馆咖啡店。这周的早些时候，安德鲁和我约好周六下午在那儿见面。探员在下午3:20终于离开，我在洗了个澡并梳妆完毕之后，决定打电话给安德鲁。我想换个见面的地点，去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除去水族馆咖啡店外的任何一家。无人接听，我听到了答录机的声音。

“我们现在不在家。”由三个愉悦的声音组成的家庭合唱团高高兴兴地宣布道。安德鲁和桑德拉一年前分开了，但他始终没找到换掉这段答录机留言的勇气。一个很长的哔声打断了他们女儿乔西的大笑声。

“是我，”我边扭进大衣里，边对着门廊上那面镜子里的影像说道，“你已经出门了吗？”我等了一会儿，希望他能回答。真空吸尘器、拖把、桶和抹布都还在探员们突然到访前的位置，“好吧，没什么事。”我挂断了电话。

水族馆咖啡店位于第六大道，毗邻公众图书馆，面朝北十街的拐角。我走到玻璃门前，向里面扫视。大门在我打开它时发出清脆的一声，在关上时又清脆地响了一下。屋外很冷，刮着刺骨的大风，从熙熙攘攘的大街进入这静谧、几乎像热带一样温暖的咖啡馆的那条通道装修得十分漂亮。我沉浸在各式各样的咖啡和糕点的香气中。调子沉缓的钢琴和低音大提琴，还有特浓咖啡机散发出的香味舒缓了我冻僵的耳朵。有一张临窗的桌子还空着。我脱下外套，向侍者点了杯卡布奇诺。

那一对调查员，像俩保镖似的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他们像是一直跟到了这里，坐在了旁边空着的椅子上。我保持了表面的冷静，带着自在的表情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周围其他的顾客：五个人坐在黑木桌旁，有的聊得正起劲儿，有的在翻杂志；两个男人靠在柜台上；一个年轻的母亲在遥远的角落里笑眯眯地和自己的宝宝说话。没有人斜眼打量或者怀疑地瞥我，靠在柜台上的那两个男人中的一个抬起头来看了一会儿《泰晤士报》上的地铁站信息，但很快就平静地看回了自己的报纸。

这一次，我中东人的外表和我本人似乎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不便。探员们告诉我，有个蠢蛋——一个模范公民，周二晚上看到我在这里，便打电话给警局抱怨，说有个中东人模样的年轻女人有些可疑的举动。他们说，那人汇报说我在用阿拉伯语写邮件，但除了他在语言学上的错误之外——他一定是看到我在用希伯来语写东西，以从右到左的顺序，便假定那是阿拉伯语。我并不能真正理解我身上的哪点或者是我的何种行为让他认为我是个基地组织成员。探员们为占用了我的时间而道歉，解释说自“9·11”起城里就弥漫着一种非常紧张的气氛，很多的恐惧和困惑，但是调查清楚每一次投诉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可是，你们是怎么找到我的？”把他们送至门边时，我才想起这个问题，“那个人是怎么知道我住在哪儿的？”他们说他可能跟踪我回了家，还看着我进了这栋楼，留心了我去往的房间，并把地址给了警察。

卡布奇诺和一小块黄油饼干一起被送来。我看向侍者的手表，4:10。门铃又响了：一个女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人。有人走出去了。窗外有一队黄色的出租车在缓慢地“爬行”。在它们之上，公立图书馆哥特式的八角形结构从第十大道的街角处俯瞰向下。它屋顶上有塔楼，最高处带着罗马数字的钟塔也显示了4:10。

“打扰一下，”一个年轻男人站在我桌子的另一端，“莉雅特？”他把我从沉郁的心境中拉了出来，“你是莉雅特吗？”

我满怀期待地点点头。一个疯狂的想法从脑海里一闪而过：这个卷头发的男人跟FBI有关，这是一个策略，他是个卧底探员，是被派来陷害我的。在点头并站起来之前，我困惑地伸直了脖子，用手捋了捋头发。

他松了口气，脸上一亮：“我是安德鲁的朋友。他让我来告诉你，他很抱歉过不来了。”

我现在该怎么描述他呢？我该从哪儿开始？我该如何将这个第一印象从那遥远的时刻中提炼出来？我该怎么描述出他完整的肖像，那由层层色彩构成，却又重回纯净的肖像——那幅当我的双眼第一次停留在他身上时所绘出的草草的铅笔素描，带着它所有的广度和宽度？那可能吗？我真的能保有那毫发毕现的观察、那清晰的估量，当失去之手一遍遍地触摸回忆，用指纹为它们上色的时候？

“他还好吗？”

“一切安好。他和他妻子没沟通好，他现在得去接他女儿了。”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富有情感，听上去湿漉漉的。他英语说得很好，灵活、随意又自信，他语调中无法忽视的口音显然来自阿拉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