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的手提箱诺贝尔奖演讲词（第4/6页）

就是这些想法，驱使我最终打开了父亲的手提箱。是否父亲的生活中，有我所不知的秘密和痛苦，他只能通过写作来宣泄？一打开手提箱，它的旅行回忆即刻就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认出了父亲多年前曾给我看过的几个笔记本，但他对这些笔记本并未给予多久的关注。此刻在我手里的笔记本，大部分是他青年时代离开我们去巴黎后写的。我曾读过很多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传记，如他们一般，我也渴望知道，父亲在我这个年纪时，都写过什么，想过什么。但我很快就发现，手提箱里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最令我不安的是，在父亲的笔记本里，我随处可以听到一个作家的声音。我对自己说，这并非父亲的声音。它并不真实，或者至少说，这声音并不属于是我父亲的那个人。我担心，父亲在写作时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在这种担心之下，有一种更深的恐惧：我担心自己的内心也不够真实，我担心在父亲的写作中找不到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在发现父亲明显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后，这使我尤为恐惧，甚至陷入了绝望。这绝望让我在青年时期痛苦不堪，使我对生活、对自身的存在、对写作的欲望，对我的工作都产生了困惑。在从事写作的头十年内，我对这种焦虑的感受越发深切。甚至在和这种焦虑抗争时，我有时仍然会担心，总有一天我将不得不承认失败——就像以前我对待绘画那样。并且，我担心自己会屈服于这种焦虑，终究也会放弃小说写作。

正如之前所说，我关上父亲的手提箱，将其搁置一边，主要是出于两种内心感受：被放逐到偏远地方的感觉，以及缺乏真实性所产生的恐惧感。当然，我并非第一次有如此感觉。在多年的读写生涯中，我总是不停地对其进行剖析、挖掘、深化，并了解其各种变化、意外后果、它们焦虑的末梢、触角，以及其多样的色彩。当然，我的灵魂，一直处在生活与书籍所带来的混乱、敏感问题和短暂痛苦的刺激之中，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而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更充分地理解有关真实性的问题（如在《我的名字叫红》和《黑书》中），以及生活边缘化的问题（如在《雪》和《伊斯坦布尔》中）。对我来说，作为作家，就意味着要承认我们内心隐秘的伤痕。这伤痕如此隐秘，以至于自己都几乎无法察觉。作家，就意味着要对这些伤痕进行耐心挖掘，了解它们，阐释它们；意味着要拥有这些痛苦与伤痕，并使其成为我们灵魂和创作中有意识的一部分。

作家谈论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知道。发掘这种认识，观其成长，是件非常愉悦的事情，也使读者能够在一个既熟悉又神奇的世界中漫游。一个作家把自己关在房中多年，不停地打磨他的艺术品，创造一个世界。这时，如果他能以自己的隐秘伤痛为出发点，那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人类都赋予了极大的信任。我的信心出自于这样的信念，即我认为所有人都是彼此相似，其他人也有与我类似的伤痛，因此他们终究会达成共鸣。所有真正的文学，都源自这种童真的、充满希望的信念，即人人彼此相似。一个作家持续多年将自己关在屋中，他正是以这样的姿态来暗指那单一的人性，一个不设置中心的世界。

但是，正如从父亲的手提箱中，从伊斯坦布尔色彩苍白的生活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这世界的确有一个中心，它离我们非常遥远。在我的书中，我曾在某些细节里描述过这一情形，描述过它如何带给我契诃夫式乡下人的感觉，又如何通过另一途径引发了我对真实性的质疑。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种相同的感受中，很多人遭受的不满足感、缺乏安全感以及堕落感比我还要深切。是的，人类罹患的困境依然是没有土地、没有家园、忍受饥饿……但是，如今的电视和报刊能更迅速、更简单地将这些基本问题告诉我们，而文学却从来不能。今天，文学最需要讲述和剖析的，是人类的基本恐惧：担心被弃于其外，找不到自身价值所在，以及由此恐惧所衍生的自认无能之感；还有群体的羞辱感，劣根性、卑微感、蒙冤感、神经质、幻象中的侮辱感，以及连带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膨胀和自我吹嘘……每当我直面这些情绪，直面人们表达这些情绪的那些非理性、夸张过激的言辞，我就知道，它们触及到了我内心的黑暗面。我们经常目睹许多西方世界以外的民族、社会和国家屈服于这样的恐惧，要认同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恐惧有时甚至会导致他们犯下愚蠢的罪行。所有这些只是因为他们脆弱敏感，担心遭受屈辱。我还知道西方世界的国家和人们为自己的富足，为给我们带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主义感到无比骄傲，他们常常沉溺于近乎愚蠢的自我满足之中。要认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也同样并非难题。